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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多重溝通策略
課堂溝通策略既包括教師的策略也包括學生的策略。就教師而言,他們所采用的溝通策略是多種考慮的結果。教師既要按照制度化的要求,在規定的時間內傳授教學內容,又要考慮學生的學習興趣,尊重學生的要求;既要把教學內容講得正確,又要考慮如何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既要考慮和尊重學生的興趣,又要考慮如何培養學生的責任心和意志力;既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又要充分考慮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既要傳授間接經驗,又要關注學生的直接經驗;既要完成教學任務,又要展示個人的管理才能,等等。
與學生溝通的過程,同時也是教師展示個人風采、強化教師權威的過程。例如,教師對課堂儀式、課堂規范、教學內容等內容的重視與否,以什么樣的方式重視或輕視,就是展示教師個人特點的溝通策略。有些教師格外重視課堂儀式及規范,其強化的是制度所賦予的權威地位:“只要站在講臺上,我就是老師,學生必須聽我的。”有些教師則故意表現出對課堂儀式或規范的不在意,甚至輕視,其所要展現的恰是無需制度保障的個人魅力:“在我的課上,從來不點名,你們覺得這課值得聽就聽,覺得不值得聽可以不聽。”
同樣,學生在課堂上的溝通策略也是多重的。有的學生關注學習內容甚于課堂表現,有的則相反。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有個學生每逢教師提問都舉手。有一次他舉手時,教師請他回答了,而他卻根本不會。那么,他為什么要舉手呢?他說:“不是所有舉手的同學都會被老師叫到,所以別的同學舉手時,我也得舉手,要讓別的同學知道我也懂了,我也會。”還有的學生既重視學習內容又關注自己在教師及同學心目中的表現。在筆者曾經觀察的課堂中,有這樣一個學生,他是一個公認的好學生,上課認真聽講,但教師所提的問題他從來不主動舉手回答,通常是在幾個同學都不能正確回答的情況下他才舉手,并作出比較完滿的回答。同學們都說他很聰明,教師也認為他是一個穩重、懂事、愛思考的學生。
從歷史教材走向歷史課程是新課程改革的重要理念。隨著新課程在全國的全面鋪開,該理念有助于歷史科高考命題者擺脫教材束縛,到更廣闊的課程資源中去尋找命題的素材,徹底擺脫死摳教材知識點的命題困境。近幾年全國各地的高考試題已經朝這個方向發展。
從社會史角度去學習和備考
在舊課程中,歷史教材是中學師生的“圣經”,是教與學的唯一資源。任何為教材服務的資源都稱之為教輔材料,它們存在的意義就是幫助學生學好教材。這種學好歷史教材就是學好歷史的觀念,反映到教學和命題中就是一種“依綱靠本”的思想,認為只有在考綱和教材中呈現的知識才是有價值的知識。
因此,為了拉開考生的差距,高考命題也就慢慢走進了從教材的偏角、冷角、死角去尋找考點的死胡同。
而新課程觀認為,知識的來源是多方面、多渠道的,教材仍然是教學的重要資源,但絕對不是唯一的資源,教師的學識、學生的特長、校園和社區的文化環境、圖書館、博物館和網絡的資源都是歷史教學的知識來源。如果說,在舊課程中,所有的教學工作都是圍繞著教材轉,那么在新課程中,所有的工作都應該以課程為中心。以新的課程觀取代舊的教材觀,這是新舊課程的重要差異。
從教育觀念來看,從教材觀走向課程觀是中學歷史教育的必然趨勢,但該觀念與具體學科結合后,許多教師可能覺得難以操作:把與該學科有關的資源都列入教學和考試的范圍,是否會因為缺乏統一的標準而變得虛無縹緲?從近幾年尤其是今年歷史科高考的命題情況來看,解決這個矛盾的主要途徑是從社會史中尋找命題的素材。
無論中外,傳統史學的內容都是以政治史為中心的,把研究的視角擴展到社會史的領域,一般認為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今天,西方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已經蔚為大觀,而且成為史學研究中的顯學。中國的社會史研究興起于20世紀初。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指出新史學不是寫“一人一家之譜碟”,而“必探索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次年又以《新史學》為題批評中國舊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此后,中國涌現出郭沫若、呂振羽、陶希圣、楊樹達、尚秉和、吳晗、呂思勉、傅衣凌、鄧拓等大批社會史名家。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社會史研究有所停滯,70年代末以后重新走向復興,直到今天可謂新人輩出,成果豐碩。
有歷史學家指出,社會史的特征在于從不圈定自己的領地,始終保持邊界的模糊性。這意味著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都可以列入社會史的研究領域。社會史的這種學術取向與歷史新課程所倡導的大課程觀是基本一致的,它更有助于把中學歷史的課程內容具體化,不僅僅停留在教育理念的層面上,而是通過資源整合變成能夠在實踐中操作的教學目標和教學資源。
社會史的研究內容似乎無邊無際,難以捉摸,其實不然。首先,社會史學者并非隨心所欲地研究所有的社會問題,他們有自己的學術取向——從現實問題中尋找研究歷史事物的靈感,從平凡的歷史事物中挖掘問題的本質,從多元的角度揭示歷史事物的規律,從地方文獻、口述材料、田野調查材料等非正史材料中考查歷史問題。其次,盡管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中學的歷史教學大綱和課程標準畢竟是劃定了中學教學的大致范圍,同時社會史的好些重要研究內容(如風水史、盜墓史、賭博史、乞丐史等)是較難進入高考試題中的。因此,從社會史的角度去學習和備考還是有規律可尋的。
社會史進入歷史高考已成趨勢
近幾年來,從社會史的角度命制的經典題目不少。如廣東卷2005年第27題提供了一份民國期間的民意測驗表,表明了當時中國的老百姓對世界大事的看法;2006年第26題提供了周代飲食生活的材料,表明了宗法制度下的社會存在著嚴格的等級關系;2007年第26題提供了《醒世恒言》、《金瓶梅》等小說材料,表明了明代婦女的婚姻觀。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社會史試題,具有材料新、角度新、生動有趣、以小見大等特點。
從今年全國各地的歷史試題來看,同樣包含了大量社會史的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8個方面:
第一,家庭史。廣東卷第26題考查內容為漢代農民家庭的生產方式以及年收入和支出的情況,山東卷文綜第27題考查內容為從古代到近現代中國家庭倫理觀念的變遷。
第二,商人史。海南卷第26題考查了中國古代到近代商人地位的變遷,江蘇卷第21題提供了宋代商人分類的材料,天津卷文綜第17題提供了中國近代工商業階層興起的材料。
第三,人口史。天津卷文綜第19題考查了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日本東京人口的變化,海南卷第21題考查了抗日戰爭時期我國科技人員向內地遷移的情況。
第四,教育史。全國卷文綜Ⅰ第37題考查了中國古代科舉制度與英國近代文官制度的比較,北京卷文綜第37題考查了中國近代教育的變革,天津卷文綜第37題考查了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近代新式學堂和德國近代大學的興起,廣東卷第13題考查了建國后教育方針的變化,海南卷第25題考查了建國后我國高校的院系大調整。
第五,生態史。江蘇卷第24題從生態環境的角度談世界遺產保護的原則和方法,寧夏卷文綜第34題提供了珠海成為聯合國確認的宜居城市的材料,四川卷文綜第39題提供了中國古代和美國兩個因生態環境變化而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例子。
第六,抗災賑災史。北京卷文綜第14、15題考查內容為中國古代的水利工程和太平天國的抗災意愿,重慶卷文綜第37題對比了自然災害發生后,隋煬帝和唐太宗對待百姓的不同措施。
第七,社會結構變遷史。全國卷文綜Ⅰ第37題提供了科舉制度改變了中國社會結構的材料,全國卷文綜Ⅱ第17題提供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迅速城市化的材料、第20題提供了19世紀初英國農、林、漁勞動人口比例的變化材料,寧夏卷文綜第25題提供了中國唐朝政府打擊宗族勢力的材料。
第八,從社會下層人的角度看歷史。全國卷文綜Ⅰ第20題提供了19世紀末日本兒童用10種新事物的名稱來代替數字的材料,全國卷文綜Ⅱ第19題提供了法國“熱月政變”后巴黎街頭人們相互稱謂變化的材料,江蘇卷第6題提供了19世紀中葉后中國民間對男性醫生為孕婦接生看法的材料,四川卷文綜第17題借用胡適的話表述了20世紀20年代整個社會對待“科學”這一概念的態度,北京卷文綜第19題提供了我國上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口號變化的材料,山東卷文綜第29題提供了近代以來西方事物影響了中國日常語言的材料,寧夏卷文綜第40題提供了美國經濟大危機期間社會恢復到物物交易狀態的材料,天津卷文綜第24題提供了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紐約、莫斯科和哈瓦那市民反應的材料。
從全國各地的試題來看,應該說,傳統史學的研究內容諸如政治制度史、經濟制度史、外交史、民族關系史、科技史等仍然是命題的主要內容,但是,社會史的逐漸滲透已經成為一個很明顯的趨勢。這一方面是新課程改革的結果(歷史新課程本身就包含了不少社會史的內容),另一方面是高考命題擺脫舊的模式、尋求新的突破的結果。
大量社會史的內容進入到歷史科高考命題中,可以擴大中學歷史教學的資源視野、拓寬中學歷史的教學思路、完善中學歷史的學習方法,從而更好地實現新課程改革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