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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不斷解放思想，以此引領黨的理論創新和各項事業創新的三十年。解放思想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理論體系”。解放思想之所以能不斷推進并發揮巨大作用，是因為有科學理論作為銳利武器。其中尤其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和“三個有利于”標準的理論。

一、實踐標準

三十年前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是在黨和國家處于一個重大歷史關頭開展的。一方面，1976年粉碎“”、逝世和1977年十一大宣布結束“”后，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強烈要求糾正“”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撥亂反正，同心同德、聚精會神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另一方面，黨的主要領導人混淆思想科學體系與晚年錯誤的界限，主張“凡是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即所謂“兩個凡是”，實質是以的是非為是非，搞“句句是真理”，抵制撥亂反正，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就尖銳地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解決這個關乎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問題，關鍵在于樹立一個什么樣的客觀標準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評價的歷史地位，判斷黨的理論路線，于是引發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討論，旨在重樹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實踐觀的權威，確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恢復黨的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并且以此為總綱提挈全局，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并非新的理論命題，而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馬克思說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恩格斯說馬克思認為理論符合現實是理論的唯一標準。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實踐標準作為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礎。更是作過精辟而透徹的闡述，在《實踐論》中寫道：判斷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即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又強調指出：“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一些同志只因長期受個人迷信的影響和“句句是真理”的束縛，才會把它看作將導致“砍旗”的離經叛道。正如鄧小平所言：現在對這樣的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根本問題是違反實事求是的思想，違反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實際上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反映。

實踐標準與權力標準、本本語錄標準毫不相容，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在三十年前那個重大歷史關頭，“兩個凡是”是最大最嚴重的思想禁錮，不予以沖破，一切無從談起。而沖破這種禁錮，需要找到一個足以從根本上論證其謬誤的有力武器，以大無畏的政治膽魄和理論勇氣解放思想。經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終于找到了這樣的武器，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根據實踐標準，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在堅持思想科學體系的同時，實事求是地正視和批評晚年的錯誤；理直氣壯地揭露和批判十年動亂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徹底否定“”；理直氣壯地果斷廢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堅決糾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左”傾路線；理直氣壯地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作出實行全面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理直氣壯地平反“”以及歷次政治運動制造的大批冤假錯案，解放數以千百萬計受迫害的黨員、知識分子和干部群眾；理直氣壯地讓一大批德高望重然而仍身負“走資派”罪名的老一輩革命家恢復工作，重新擔當起領導重任；如此等等。總之，有賴于實踐標準這個銳利武器，才能擊中“兩個凡是”的要害，使其喪失一切合理依據，徹底解除其思想武裝。它在解放思想中立了大功，奏了奇效，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為在重大歷史關頭勝利實現偉大轉折，為開啟新的歷史時期和開辟新的發展道路，奠定了根本邏輯前提和理論基礎。

二、生產力標準

說的“社會的實踐”，是指“千百萬人民”的而不是個人或者少數人、部分人的實踐，實踐標準就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社會實踐的結果”的標準。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由于形勢、條件和任務不同，社會實踐的內涵、要求和表現也有所不同。在革命時期，社會實踐的主要內容是階級斗爭，其結果集中表現在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使人民得以當家作主上。在和平年代，社會實踐的主要內容是現代化建設，其結果集中表現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使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上。由此決定了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新歷史條件下，實踐標準應集中體現為生產力標準。堅持實踐標準，最重要的是堅持生產力標準；堅持了生產力標準，也就從根本上堅持了實踐標準。從實踐標準到生產力標準，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演進和發展。

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生產力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東西，因此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不僅是生產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以及全部上層建筑的相應變化，從而把整個社會推向前進。生產力是推動一切社會向前發展的終極原因，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的規律是社會歷史領域的普遍規律。人類歷史上社會形態從低級到高級的依次更替，我國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現在我國之所以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來最終還要走向共產主義，說到底都是由生產力發展所要求、所引起、所決定的。我們熱心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熱心于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民主和法治、文明和和諧等等，首先應當熱心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在以前“左”傾思潮泛濫時，把革命的調子唱得很高，卻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各種名目的政治運動上，這是離開生產力而空談革命，實質是否定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作用，從而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

如果說馬恩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確立了生產力標準的理論依據，那么列寧則遵循這些原理直接提出了生產力標準的表述，指出“生產力狀況”是“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要標準”；“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這就是說，以生產力為根本標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命題和第一要義。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最早論及生產力標準問題的是。他在1945年的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遺憾的是后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一個長時間中，未能始終一貫地堅持這一觀點，考慮和處理問題往往不是以發展生產力為立足點，相反，老是離開發展生產力而在變革（其實是拔高）生產關系上做文章，從階級斗爭中找出路，結果導致建設事業一波三折，歷盡坎坷，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形象。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反復闡述發展生產力的極端重要性，要求全黨把這作為考慮一切問題、制定一切方針政策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他早在1978年9月，就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1980年4月，又指出“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同年5月，更是鮮明地提出歸根到底“生產力是否發展”，“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其后他在回答“什么叫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時，相繼提出了三個含義一致只是表述稍有不同的重要論斷：“馬克思主義歸根到底是要發展生產力”，“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三種表述都把馬克思主義最終落腳到發展生產力上。

根據鄧小平的生產力標準觀，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檢驗一切改革得失成敗的最主要標準。”1987年十三大報告，進而系統深刻地闡發了生產力標準理論。報告針對過去在發展生產力問題上發生的偏差，針對人們長期以來對“什么叫社會主義”存在的誤解，針對當時許多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懷疑，指出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必須破除離開生產力來抽象談論社會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觀念，從根本上劃清科學社會主義同種種空想的界限；強調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應當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宣布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東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或者是社會主義所允許的，一切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東西，都是違反科學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所不允許的。這實際上是從一個帶根本性的方面說明了什么是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黨對社會主義再認識的理論成果。

十三大以后，各地普遍開展了對生產力標準理論的學習和討論，大大促進了各級干部和廣大群眾思想的解放，推動了改革開放的發展。人們以生產力標準為總的原則和要求，聯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在現實生活中把它具體化為：堅持以是否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衡量每一種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是否先進或者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尺度；堅持以能否使生產力發展起來及其發展的程度，作為衡量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的程度以至社會主義是否夠格的根本尺度；堅持以對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作為衡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可行的根本尺度；堅持以實際上是否有助于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和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作為衡量各項改革措施的得失成敗的根本尺度；堅持以歸根到底是否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作為衡量我們各條戰線各項工作是否確有成效和價值的根本尺度。

總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生產力標準是根本的價值判斷標準。我們掌握了它，就敢于和善于解放思想，就不會再陷入主觀隨意性，不會容許過去那套“左”的東西卷土重來，不會重蹈歷史上在生產力落后條件下“跑步走向共產主義”的覆轍。這就是生產力標準理論的能量和威力之所在。

三、“三個有利于”標準

****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在生產力標準基礎上提出著名的“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三個有利于”標準，為正確解放思想進一步提供了強大理論武器。

其一，“三個有利于”標準拓展和深化了生產力標準，賦予生產力標準以新的科學內涵。

十三大以后，生產力標準理論在解放思想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同時，也出現了某些被誤解、曲解和庸俗化的現象。例如有些人把它歸結為產值、速度標準，而不注重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些人把它歸結為賺錢、發財標準，而不問手段是否正當和效果是否有益；有些人把它歸結為局部的小集團的利益標準，而不考慮社會的整體的利益；有些人把它歸結為短期的眼前的利益標準，而不顧及長期的目標和長遠的利益；等等。更有甚者，有些人離開在“社會發展的終極原因”意義上這個前提，籠統地絕對化地把生產力標準說成是在任何領域內和任何情況下都是唯一的標準，以至撇開一切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因素，把它說成是區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標準。這說明需要引導人們對生產力標準理論有一個完整準確的理解，同時對這一理論作必要的補充和完善，使之更加嚴密、科學和具有更強的說服力。

“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提出，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是盡管它的基礎和核心仍是生產力標準，但是加上了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兩條，不僅拓展了生產力標準的內容，而且指明了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深化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二是在“生產力”前面加上“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詞，在“綜合國力”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詞，表明我們是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條件下談論發展生產力問題的，而不是離開這個前提和條件一般地抽象地講發展生產力。之所以如此，是由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決定的。這樣就把生產力標準與社會主義政治標準統一起來了，從而正確地解決了堅持生產力標準與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關系問題。三是加進“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一條，表明我們是在符合人民利益的前提和條件下談論發展生產力問題的，而不是離開這個前提和條件一般地抽象地講發展生產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講發展生產力，區別在于發展生產力的動因和結果不同。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民群眾的解放和社會狀況的根本改善，“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一提法，深刻體現了馬克思“生產力歸人民所有”的思想，這樣，就把生產力標準與人民利益標準統一起來了，從而正確地解決了堅持生產力標準與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原則的關系問題。

我們需要運用生產力標準理論大膽地解放思想，更需要準確運用這一理論正確地解放思想。“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提出，有助于糾正對生產力標準的某些誤解、曲解和庸俗化現象，使正確地解放思想有了科學的更為得力的理論武器。

其二，“三個有利于”標準制定了衡量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客觀尺度，使我們擺脫“姓資姓社”的無謂爭論。

1989年國內發生政治風波，接著國際共運中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我們黨又處于一個重大歷史關頭。在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教育的同時，“左”的觀念有所回潮。在如何評價改革開放的問題上，在如何深化改革特別是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姓資姓社”的抽象爭論使人們猶豫狐疑、首鼠兩端，躑躅徘徊、趑趄不前。這實際上也是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即應當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如既往地搞改革開放呢，還是改弦易轍，走封閉僵化的歷史老路？鄧小平南方談話正是針對這一情況，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回答人們思想上的迷惘和困惑，提供判斷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客觀標準的。

改革開放是全新的事業，怎樣看待它的是非得失，有賴于科學態度和辯證思維。是非問題核心是改革開放方向道路的性質定位問題，得失問題實質是改革開放實踐結果的價值評判問題。關于方向道路的性質定位，鄧小平指出許多人思想不夠解放，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緊接著提出“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的標準”。這就告訴我們，黨的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政策只要符合“三個有利于”，就是正確的，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資本主義道路；在這個前提下，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關于實踐結果的價值評判，也要以“三個有利于”標準為依據，如果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就是成功的，就要加以肯定并堅持下去；如果不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就是失當的，就要總結教訓并及時糾正。這樣，就在生產力標準基礎上，更加明確地樹立了衡量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客觀標準。有了這一標準，我們就可以沿著正確的軌道進一步大大地解放思想了。

1997年十五大報告正是循著這一思路，在深化改革開放尤其是所有制改革問題上進一步解放思想的。報告根據“三個有利于”標準，提出兩個“一切”作為所有制改革的總原則：“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這對于我們繼續消除“姓資姓社”的疑慮，并且進一步使思想從“姓私姓公”的抽象爭論中解放出來，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和核心內容，是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的哲學基礎；生產力標準是在新的實踐中對實踐標準的堅持和具體化；“三個有利于”標準是對生產力標準的提升和完善，也是對實踐標準的創造性運用和發揮。它們三者都是在我國發展的關鍵時刻順應歷史的呼喚而出，并且是有機聯系、相互貫通的。重樹實踐標準使我們黨打破“兩個凡是”的精神枷鎖，實現全面撥亂反正，為開創新的歷史時期、新的發展道路和新的理論體系，創設根本思想前提。確立生產力標準使我們黨劃清科學社會主義與種種空想的界限，把社會主義置于現實的基礎之上。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使我們黨擺脫“姓資姓社”的糾纏，排除干擾一往無前地推進改革開放。它們都成為解放思想的銳利武器，在三十年來思想大解放中起到了無可估量的引導和促進作用。

十七大號召全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在新世紀新階段，面對我國發展呈現的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性，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解放思想，逐步解決這些特征所反映的一系列深層次的新矛盾新問題，更好地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在繼續解放思想的過程中，我們仍然要充分運用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和“三個有利于”標準的理論武器，使之更充分地發揮引領、指導和推動作用，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振雄風，再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