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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即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是以數字通信技術為核心的一個十分龐大、復雜的技術體系和技術集群。誰能在3G方面領先于世界,就能在通信產業、信息產業等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和先導產業方面領先于世界。
目前世界上存在TD-SCDMA、CAMA*0及WCDMA3大技術制式,彼此之間的競爭不僅關乎有關企業的命運,而且關乎國家根本利益。因此,我國必須把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置于優先發展的地位,給予大力扶持。
戰略意義
首先,可以搶占國際競爭制高點。優先發展TD-SCDMA技術,我國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就可以擺脫在技術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可以將更多的資金用于技術研發及設備更新改造,從而增強發展后勁和國際競爭力。在新一輪的信息技術革命中,電信技術必然是先導性技術,能夠掌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電信技術標準就有利于在3網融合(指電信網、互聯網和廣播電視網的互聯互通)中處于領先地位。
其次,可以擴大內需。通信產業的產業鏈很長,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較大,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據專家分析,我國通信業每增加1億元投資,10年內國民收入將增加13.8億元。因此,3G網絡建設將顯著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
第三,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是一種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消費產品。我國通信服務和產品的規模越大,電子信息產業的規模就越大,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越大,從而使國民經濟的結構不斷得到優化。同時,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在生產領域中的應用(尤其在傳統產業中的應用),會降低物質消耗和交易成本,從而提高國民經濟運行效率。通過兩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大大推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第四,可以加快我國信息化步伐。通信產業在電子信息產業中處于“龍頭”地位,發展3G,可以為民提供豐富多彩的電信服務品種,從而大大提高信息化水平。
3G遭遇體制障礙
隨著對TD-SCDMA戰略價值的認識逐步加深,我國政府對TD-SCDMA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但是,我國今尚未出臺協調和統籌各政府主管部門之間、企業之間以及政府部門與企業之間的政策支持體系;產業化的推進單純強調企業的自主聯合而無政府層面的強力促動;國家在研發方面的投入偏低,大唐電信集團研發資金匱乏;幾大電信運營商對TD-SCDMA持觀望態度,致使大唐電信集團一直缺乏強有力的運營商伙伴去承載其技術標準的商業化運營。上述問題的存在致使我國TD-SCDMA在發展過程中一直困難重重。
我國3G發展反映出來的問題并不是個性問題,而是具有共性特征。探究其原因,體制障礙是根源。
首先,我國技術創新體系不完備。最突出的問題是我國戰略技術研發缺乏有效的載體。我國科技資源雖然比較豐富,但是分散于各類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之中。戰略技術研發與這些企業的短期效益目標不一致,往往不受重視,缺乏企業內部支持。而個別企業即使千辛萬苦搞戰略技術研發,取得技術成果,但在產業化和商用化過程中又往往很難得到產業鏈內各類企業的系統支持。
TD-SCDMA的研發主體——大唐電信集團為使TD-SCDMA這一關乎國家發展戰略的關鍵技術得到推廣和應用,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一直堅持不懈,但實際上長期處于單槍匹馬的狀態。雖然后來建立了產業聯盟,但來自產業鏈內有關企業(尤其是電信運營商)的支持力度一直很小。
第二,我國技術創新體制不完善。我國戰略性技術在商業化和產業化環節缺乏國家的有力支持,目前TD-SCDMA總算步入正軌,但在商業化和產業化方面缺乏國家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產業政策的有機引導,這已經成為戰略技術的主要發展瓶頸。
第三,國家技術創新戰略的資金來源問題沒有解決。缺乏對戰略產業的直接投資平臺,促進技術創新的政府機構所掌握的前導性資金很有限,同時這些資金又像撒胡椒面一樣分到各個企業,相對于企業巨大的研發資金需求,如同杯水車薪,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第四,國有企業科技發展戰略目標往往與國資監管部門的目標不一致。重大技術研發追求的是長期效益和宏觀效益,而國資監管的目標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在短期內,兩者往往會出現沖突。按照《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條例》,國資監管機構對所屬企業的戰略技術研發的支持缺乏依據,力度自然比較小,措施也很難到位。
如何促進3G發展
在我國的企業規模實力相對弱小的情況下,TD-SCDMA核心技術或技術標準的研發僅僅憑企業自身是難以完成的,國家必須給予必要的戰略支持或扶持。正如一位戰略家所說,“國家是制度化國際競爭的組織者和推動者,也是本國產業和國民經濟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保護者。”由于發展3G意義重大,我國必須把發展3G上升為國家戰略,上升為國策,上升為國家行為,努力克服各種體制障礙。
首先,應重新審視我國的科技發展戰略、產業發展政策以及國際競爭戰略。從國情出發,從我國目前科技創新的狀況出發,制定科學的科技發展戰略,尤其要明確需要重點發展的關鍵性、戰略性技術;明確政府的各種宏觀調控行為要和戰略技術的發展相結合;強調有關政府部門在支持戰略技術、新興產業的過程中要統籌協調,形成合力。
由于大多數中央企業是行業排頭兵,在我國戰略技術和關鍵技術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國務院國資委客觀上需要把中央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納入監管范圍,通過制定科技發展規劃指導中央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尤其是重大戰略技術研發要與國家發展戰略一致;同時對中央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給予必要的支持,在績效考評中予以統籌考慮。比如,對大唐電信集團等承擔國家重大研發項目的中央企業的績效考評可以給予一定的靈活性。
其次,在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過程中,應該加快國有科技資源的整合,把分散于各類國有企業當中的科技資源集中起來,尤其是應把涉及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技術研發機構,納入國家計劃單列,由財政出資統籌解決,給予支持,不應該把它們和企業綁在一起。
第三,建立和完善發展3G的政策支持體系。目前重點是加大研發資金的支持力度,提高前導性資金的激勵作用;抓緊研究出臺在金融、財稅等方面對電子信息企業的政策傾斜措施;完善對電信企業的績效考評方法和體系;明確TD-SCDMA的承載主體并給予必要的政策傾斜等。
第四,借助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把國有企業的一部分經營收益通過國有資本預算實現再投資,重點投向關鍵的要害的產業部門,支持戰略技術的發展。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應與我國科技創新戰略有機結合,在資金投向上應向戰略技術研發傾斜,大力支持關鍵技術、戰略技術的產業化和商業化。目前可考慮重點支持TD-SCDMA技術,研究具體支持辦法。
此外,需要探討和指出的是,我國應學習和借鑒國外的做法(尤其是日本和韓國的做法),加快建立政府主導的一些投資基金。政府對基金的投資方向進行引導,促使其規范運作;其運營管理體制類似于大型控股公司,完全市場化。大力發展政府主導型投資基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我國戰略技術在產業化和商業化環節資金支持不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