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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他還一針見血地強調，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順民心、謀民意、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明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并提出，解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對于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者而言，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理論聯系實際，特別是聯系“三農”問題實際，與時展同步伐，與人民群眾共命運，創新工作思路，探索有效途徑。多年的發展實踐給我們以深刻地啟迪：解決“三農”問題，基礎是農業，關鍵是農民，重點在農村。

中國是農業大國，是農民大國，農村必然是國家固本之源。相對其他產業而言，農業仍然是弱勢產業；相對城鎮居民而言，農民仍然是弱勢群體；相對城市而言，農村仍然是弱態社區。故而，新一屆政府作為“以民為本”的政府，應當義不容辭地想農業之所想、急農民之所急、幫農村之所需?；蛟S社會上有這樣一種認識：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利益，也正因為如此才把農民增收作為近期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我認為，還不夠全面。從深層次講，當今農民問題的根本或核心問題是基本權益問題，既包括權利，也包括利益，兩者不可偏廢。

那么，究竟在農村經濟、特別是農村社會發展方面存在什么突出問題呢，以下根據筆者的初步研究分析做簡要闡述。

一、農村社會發展嚴重滯后——觸目驚心

無庸諱言，進入21世紀的中國農民，盡管曾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經過、建立農業生產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成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四次重大體制變革，從翻身做主人到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等傳統管理體制和思維方式的影響下，至今沒有得到最起碼的國民待遇。這不僅包括選擇職業的權利、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而且包括享受文化、衛生、醫療、遷徙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國民待遇的權利。

（一）在農村衛生保健事業方面

長期以來，國家醫療衛生投資過分向城市傾斜，城鄉居民占有衛生資源特別是在公共衛生資源的差距逐漸擴大。*0—*0年，在農村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下降到6.6%；全國新增的衛生經費投入中只有14％投到了農村，其中又有89％成了“人頭費”，真正成為專項經費的只有1.3％。*0年，農村人均衛生事業費僅12元，相當于城市人均衛生事業費的27.6%。*2年，占總人口60.9%的鄉村居民，擁有病床床位75萬張、衛生技術人員103萬人，分別僅占全國總擁有量的23.4%和23.2%；國家用于農村衛生醫療方面的投入的比例還不到衛生醫療總投入的20%。

投入不足，一方面使得農村基層特別是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的生存極為困難，機構和人員極不穩定，僅*1年，全國鄉鎮衛生院就比上年減少了1139個，鄉村醫生和衛生員減少了3萬人；同時，也使得農村基層衛生機構不得不將相當大的精力放在有償服務和創收上，沒有多少余力做好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服務，更沒有足夠的能力抵抗疾病的暴發和流行。

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建設一波三折。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逐步建立起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和與之配套的合作醫療體系，保證了農民在低收入水平下享有醫療衛生服務。據統計，1980年，全國農村約有90%的生產大隊實行合作醫療。但在改革開放后，農村醫療保障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合作醫療迅速滑坡。*3年國家重新肯定了農村合作醫療，經過幾年的試點、恢復和重建，農村合作醫療事業有所發展，但各地區之間極不平衡。至*2年底，廣東等發達地區參加合作醫療的人口達到30%以上，而廣大中西部地區合作醫療的人口覆蓋率只有5%左右。同時，由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缺乏對低收入者和特殊困難群體的救助機制。

據有關部門估算，目前在農村應就診而未就診的病人約占病人總數的1/3，其中相當部分是因為無力承擔疾病治療費用，因病返貧的大有人在。一些重點傳染?。ㄈ绶谓Y核、乙型肝炎、艾滋病等）和地方?。ㄈ绱蠊枪澆?、地方性氟中毒病、血吸蟲病等）發病率也很高，危害很大，但并沒有相應的制度性措施加以有效控制。倘若“非典”一旦在農村地區爆發，現有的農村醫療衛生和防疫體系基本上無力抵擋。

（二）在農村義務教育和農民技術培訓方面

統計分析表明，僅有城鎮居民1/3收入和消費能力的鄉村居民，平均只能享受城鎮居民60%的國家義務教育經費支持，卻要支付接受教育經費總額的60%以上（不含教育集資），高出城鎮居民47個百分點。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據*2年對全國317個農村固定觀察點村調查，只有54.9%的農村勞動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受過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動力的7.3%，接受農廣校學歷教育、農民綠色證書教育、跨世紀青年農民科技培訓以及其他技術教育的人數只占農村總勞動力的5.7%，而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農民學習和掌握新知識、科學判斷新情況的能力不強。

（三）在農村生活和生產環境條件方面

我國絕大多數村莊沒有排水系統，污水從各家各戶直接排到街道上，多數農村沒有專門的垃圾收集和處理渠道，可謂“垃圾隨處可見，污水四處流淌”，夏天成為蚊蠅滋生地，極易引起疾病流行。到*1年底，還有近半數的農村人口（44.9%）沒有飲用自來水，53.9%到農村人口沒有用上衛生廁所，糞便無害化處理率只有49.5%。許多農戶的畜禽養殖都在自家庭院內，部分地區還沿襲人畜混居的生活習俗，極易引發人畜共患病的流行。此外，沼氣等高效能、低污染的能源的普及率還很低，絕大部分村內道路尚沒有硬化，被稱之為“晴天揚灰路，雨天水泥路”，與農民生產生活緊密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后。

二、農村社會化服務嚴重滯后——令人擔憂

農業社會化服務涉及廣泛，本文僅從兩個方面予以分析。

（一）在農村科技中介組織建設方面

隨著中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進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微觀基礎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確立，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并不斷完善的農業科技進步體制越來越暴露出明顯的不適應。

以往評價農業科技中介組織的發展和績效，更多是政府主管部門從“需求”出發，宣傳成就時就大講特講如何通過日趨“配套完善”的農業科技推廣隊伍和民間農民技協組織，實施“豐收計劃”、“星火計劃”等科技興農項目，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效。而分析問題時就常常抱怨政府重視不夠、支持有限，“缺錢養兵，無錢打仗”，因“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步履維艱。

倘若聽聽農民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需求與評價，就不難得出農業科技中介組織建設“形勢嚴峻，任重道遠”的結論。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于*3年5月對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327個農村固定觀察點村農戶抽樣問卷調查顯示，在生產技術方面，有28.6%的農戶通過互相學習傳播獲得信息，有21.9%的農戶通過廣播電視、8.4%的通過報紙雜志得到技術信息；有11.2%的農戶直接從市場上了解有關信息；16.5%的農戶通過鄉政府、9.0%的農戶通過村集體獲得信息；鄉經管站和專業農協的作用發揮得有限，只分別占2.6%和1%。

在回答“如何解決農作物種植所需的技術問題”時，71.0%的被調查戶自己解決，21.3%的被調查戶依靠縣鄉農技站解決，9.3%的農戶找村組農技員解決，依靠專業農協解決的僅占1.6%,而請他人幫忙解決和用其他方式解決的分別占10.6%、1.8%。

在解決農作物種植所需良種問題上，被調查戶中有71.1%的農戶是自己從市場購買，19.2%是通過村集體聯系、農戶自購的形式購得，另有6.6%是由村統一購買、分發或分售到戶。

在解決農作物種植所需化肥問題時，75.7%的被調查戶是從市場購買，11.8%的被調查戶通過村集體聯系、農戶自購,9.5%的農戶是幾家合伙購買。

在解決農作物種植所需機耕問題時，37.0%的被調查戶還在用人、畜力耕地，33.0%的農戶付費請他人機耕，20.8%的農戶自家有機具、自家機耕，6.3%的農戶由村集體聯系機具、統一安排收費機耕，東、中、西部地區有較大差別。

在解決農作物種植所需灌溉問題時，35.7%的被調查戶自行解決，31.2%的農戶由集體統一安排、農戶自費灌溉，而由集體統一安排、免費服務的僅占5.2%。

86.4%的農戶靠自家防治解決農作物種植中所需的植保問題，可見在植保方面社會化需求有待開發。

78.0%的農戶自己到市場進行農作物的產品銷售，國家統一收購的占10.6%，另有8.6%的由集體聯系銷售渠道自銷。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目前我國農村社會化服務水平與廣大農民的要求尚有較大差距，在某些方面可能還不如改革開放之前，而主要癥結之一是農村科技中介組織建設嚴重滯后甚至在“每況愈下”。

（二）在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發展方面

以農業保險為例。我國既是自然災害多發國家，干旱、洪澇、冷凍害、風雹災害、生物災害、草原火災、草原鼠蟲害、草原雪、旱災和災害性赤潮等均有發生；同時又是世界上受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熬盼濉逼陂g，全國農作物受災面積平均每年7.66億畝，成災面積4.13億畝，絕收面積1.09億畝，因災損失糧食760億斤，損失棉花51萬噸，損失油料289萬噸。*1年因災農業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元左右。我國平均每年發生草原火災479次，年均受害草原面積21.7萬公頃，直接經濟損失6000多萬元。*2年，由于動物疫病的直接損失為77.24億元，間接損失為122.76億元。全國漁業災害共發生沉船536艘，沖毀養殖池107289公頃，損失水產品數量39.88萬噸，直接經濟損失達37.96億元，另有418人死亡，198人失蹤。

據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組《*2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分析，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國自然災害頻率高18個百分點，自然保護成本高27個百分點，生態恢復成本高36個百分點。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要素影響，中國農業的發展成本比世界農業平均發展成本高5個百分點，使得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

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直接提供災害補助和財政支持農業保險相結合的方式相比，我國主要是采取直接提供災害補助的方式來應對農業自然災害。據初步統計，國家財政直接用于災害救助的資金*9年為80.6億元，比*8年54.5億元增加了26.1億元，增長了47.9%；*1年為130.1億元，比*9年增加了49.5億元，增長了61.4%。

新中國的農業保險經歷了試辦、停辦、恢復試辦、探索多種辦理模式的過程。除了免交營業稅外，財政資金沒有涉足保險領域，農業保險幾乎完全按照商業化運行機制運作，至今尚未明確農業保險的政策性質，不存在財政資助的政策性保險。因沒有財政資金的支持，農業保險基本沒有利潤空間，農險業務連年虧損。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化，人保公司逐步向商業性公司轉軌，受其利潤指標所限，人保公司無力承擔過多的農業保險虧損，因此從*4年起，農業保險的規模逐年下降。*1年，人保公司農業保險業務規模僅3.98億元（占財產保險業務的規模不到1%），比上年下降12%，農險保費收入僅為農業生產總值的0.043%，全國農民平均每戶農業保險保費不足3元，遠遠低于國內整體財產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2年，農業保險的規模繼續以21%的速度急劇萎縮。東部農業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郊區的農業保險的供給大幅度減少，個別發達地區已連續幾年停辦了農業保險，這與當前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發展水平和加入WTO后的新形勢,特別是在農業結構調整和建立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的過程中，資本和科技的投入不斷加大，風險也隨之加大，農戶對保險的需求日益增強的新形勢很不適應。

三、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時不我待

經過5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特別是工農業生產和城鎮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卻嚴重滯后，已經障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拖了國家現代化的后腿。農村不僅在防范、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和手段上相對欠缺，而且存在的可能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的隱患也要多于城市。長此以往，不僅直接影響農業生產、農民生活條件的改善，甚至危及廣大農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隨著日益增多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封閉、半封閉被打破，農民將因為得不到起碼的國民待遇而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潛在的農村乃至城鎮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必然會日益凸顯。

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農村經濟與社會事業發展的遲緩，既有主觀因素——發展指導思想的偏誤，也有客觀影響——財政支付能力的限制，更有體制障礙——政府責任不清的效應。在發展戰略上，先城市后農村、先生產后生活、先工交后農商，統籌協調的欠缺導致必然的畸重畸輕，加之國家經濟狀況也的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部門與部門分權難統，使得農民望眼欲穿的好事不得不慢辦、緩辦甚至拖而不辦，以至多數農村社會面貌至今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在我國整體社會經濟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農村社會事業落后，整個國家社會事業的發展水平也難以提高。因此，農村經濟與社會事業的諸多欠賬問題，事關穩定，事關發展，事關執政黨的興衰，已經到了非下決心解決不可的時候了，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作為國家農業和農村經濟主管部門，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必須落實到研究、制定和實施農業發展方針政策的工作中去，必須落實到關注并解決農民生產生活實際困難的工作中去，必須落實到努力改善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環境的工作中去。

——科學規劃，強化職能。加快農村經濟與社會事業發展，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是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眾望所歸的德政工程，是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系統工程，應在結合研究制定農村經濟“十一五”發展規劃的同時，由國務院協調有關部委研究制定《中國農村社會事業*4—2010年發展規劃》，確定目標、重點、步驟、政策、措施等，堅持不懈地抓出成效。農業部作為主管農業和農村經濟的主管部門，強化“三農”職能，協調管理農村社會發展責無旁貸，建議國務院、中編辦批準農業部成立農村社會發展司，或者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以農業部為基礎組建國家農村發展委員會，統籌協調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工作。

——整合資源，形成合力。發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事業，應當汲取過去幾十年的“分散投資形不成拳頭”和“常年投資見不到效果”的經驗教訓，建議整合資金渠道，統籌規劃布局，綜合配套建設，避免各行其是“打亂仗”。統籌協調從中央做起，發揮計劃、財政、交通、水利、農業、林業、信息等主管部門的優勢，實行“統一規劃、渠道不變、部門指導、地方綜合、鄉村組織、農民參與”的運作方式，針對各地的不同特點，選擇不同的側重點和突破口，力爭做到建得起、用得上、有實效。

建議將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比重和中央財政預算內農業基本建設投資中農業所占分額，分別提高到10%。將國家新增的教育、文化、衛生和社會保障等社會發展投入主要用于農村。由國家立項撥出?？睿涌熘С?、保護農業的“七大體系”建設，構建輻射全國億萬農民的中國農村經濟信息聯鄉進村直通網絡。

建議中央政府運用國債等資金和財政轉移支付手段，加大對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投入，吸引、帶動地方政府、集體、農民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各種方式參加到農村經濟與社會事業的建設中來。為有效解決現有投資機制存在的中央、地方、農村集體、農民、企業等各方面的諸多矛盾，應當參照國內外有益經驗，實行投入主體換位，改國家項目資金為國家補貼資金，按照“農民自愿，政府協調，綜合配套，國家補貼”的運行機制，建立“以農民投入為前提，以政府補貼為支撐，整合社會各方面要素資源，提高資金綜合使用效益”的投入機制，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利用與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凝聚起來，用辦實事贏得民心、博取眾望，重塑黨和政府在農民心中的威信。

——突出重點，急事先辦。應像抓農村義務教育那樣，在抓緊建立健全三級衛生、醫療、保健網絡的同時，盡快建立由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醫療互助制度，保證對參加新型合作醫療農民的補貼足額到位。應適當限制并逐步縮小農村衛生服務組織有償服務的范圍，積極探索對農村貧困家庭的醫療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減輕農民的醫療負擔，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看病難、就醫難、住院難的問題。應加大農村急需的中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力度，近期重點支持人畜飲水、鄉村道路、農村沼氣等建設，大力推廣戶用沼氣池、太陽能熱水器、省柴節煤灶、生活污水沼氣凈化系統等實用技術，積極推進改水、改廁和村內道路硬化，努力改善農民家居、庭院、社區的生活和生態環境。

——保護農業，屏蔽風險。建議采取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局部或全面減免農業相關稅收；探索符合世貿組織規定的直接補貼的支持措施，增加國家財政對農業、農民、農村的專項補貼，近期尤應在良種、農機、農業保險等方面有所作為。

建議國家、企業、農民與保險公司有機結合，從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費、固定資產投資調節稅、耕地占用稅、農產品銷售額以及保險資金等提取一定比例，建立農業風險基金，建立完善農產品預警系統，專門用于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以調動農民投保的積極性和降低保險公司的經營風險。借鑒國際經驗，改革農業保險體制，籌組國家農業政策性保險公司，制定發展規劃和政策法規，試行對農民保險費用和經營農業保險企業業務費用按比例給與補貼，為探索建立符合WTO原則和本國國情的中國農業保險制度奠定基礎。

——深化改革，掃除障礙。大膽改革以“城市人”還是“農村人”為標志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徹底打破農村居民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最大體制障礙。順應發展趨勢，變被動應付為主動引導，制定通盤的政策措施和發展規劃，疏導與管理并重，建立勞務輸出中介組織，加強勞動力市場管理，取消不合理的收費，降低農民進城就業門檻，依法保護打工者的合法權益。全面開展科技文化素質教育，逐步改變輸出勞力的層次結構，由單純的體力輸出向智力輸出發展。

——超前研究，抓點帶面。農村經濟、特別是農村社會發展需要進一步深化研究的問題很多，建議農業部打破職能所限，擴展研究領域，對農村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等開展超前性專題研究；建議國家充分發揮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和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的作用，結合農業現代化建設、小康村建設、生態村建設等，開展百村社會發展綜合試點，進行動態性調查分析。地方政府亦可參照擇點試驗和動態研究，探索適合不同地區的有效途徑，積累經驗，并在面上陸續推開。倘若各級政府與廣大農民共同努力，奮斗七年，定可促使我國農村經濟與社會事業在較短時間內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