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糧食安全鞏固和諧社會思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糧食作為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立的基礎，是社會和諧的重要物質基礎；確保我國國家糧食安全，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前提條件之一。對于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必須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將其作為推進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戰略任務加以籌劃。

一、糧食安全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地位

糧食安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糧食關乎國計民生，關乎社會的發展和穩定，關乎國家的安全。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代領導人始終高度重視糧食和糧食儲備工作。早在*59年，同志就提出，手里有糧、心里不慌，他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思想更是把糧食儲備確立為一項重要的戰略國策。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80年代曾告誡我們，不管天下發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針對我國國情，同志在20世紀90年代進一步強調，中國人口多，自然災害頻繁，儲備以應付突然事件是為上策。同志也多次指出，確保解決13億多人的吃飯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步伐明顯加快，雖然農業產值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逐步降低，但是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和重要性絲毫沒有改變。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糧食一旦出現大的波折，將直接危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不論是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還是90年代初發生的全國性糧食價格暴漲，事實證明都對整個國民經濟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影響，而且經過了相當一段時間才恢復調整過來，前車之鑒，刻骨銘心。當前，發展仍然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實現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又好又快發展目標，必須最大限度地消除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和諧、不穩定因素，必須避免出現大起大落。在確保國民經濟社會發展有一個堅實、穩定的基礎方面，國家糧食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只有實現了糧食安全，吃飯這個與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才能得到妥善解決。為此，必須始終繃緊糧食生產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把糧食安全這一關系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鞏固好、維護好。

糧食安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組成部分。中央多次強調，要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從*82年到*86年中央針對農村和農業工作連續出臺了5個“一號文件”，有力地促進了農村改革和農業生產，給我國農村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從*4年至今，中央又連續出臺了4個“一號文件”，再次對三農工作做出重大部署。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任務，六中全會繼續把新農村建設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錦濤同志談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問題時強調，要堅持以發展農村經濟為中心，著力解決農民生產生活中最迫切的實際問題，切實讓農民得到實惠。而糧食安全的基礎恰恰在于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能否保持，落腳在糧食生產的可持續發展上。可見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關鍵是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維護種糧農民的利益，越是在糧食增產的時候，越要讓農民也能增收。目前，我國13億總人口中有7.4億是農民，受長期二元制社會結構的影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在農村中積累的矛盾比較多，發展的任務相當艱巨。只有農民增收，才談得上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只有農業增效，才談得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只有農村發展，才談得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因此，糧食安全也是中央三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堅定不移地落實中央關于三農問題的一系列大政方針，堅持不懈地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國的糧食安全才能從根本上得到保障。

糧食安全是社會和諧的重要標志。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其中有兩條與糧食工作密切相關。一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再一個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糧食安全涉及生產和消費，聯系著農民和市民，從而決定了必須統籌鄉村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利益，統籌糧食主產、主銷以及平衡區域之間的發展。既要讓農民持續穩定地從種糧中獲得收益，避免出現“谷賤傷農”，從而保護種糧者的積極性和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又要兼顧城市消費者的承受能力，避免出現“谷貴傷民”，進而使整個糧食經濟處于一種協調健康的良性循環和互動狀態。此外，糧食安全屬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也是政府公共財政所覆蓋的范圍。國家糧食安全的保障水平如何，直接體現了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的高低。作為一個和諧社會，政府既要善于應對和處置可能出現的糧食突發事件，也要善于對影響糧食安全的重大因素和長期趨勢做出未雨綢繆的全面規劃，使國家糧食安全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并將可能出現的風險降至最低。

確保我國糧食安全也是對營造和諧世界的巨大貢獻。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我國政府既定的對外方針。中國作為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家，解決好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飯問題，本身是對世界糧食安全的最大貢獻，也是為世界和諧做出的重要貢獻。過去，國際上曾流傳一種擔憂，認為中國無力自己解決十多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最終要靠擠占有限的國際糧食資源，給世界帶來災難，并發出“誰來養活中國”的疑慮。然而中國卻以可持續發展的堅定步伐，不但證明完全可以養活自己，而且實實在在地豐富了世界糧食資源。近25年來，世界主要農產品增長份額有20%以上來自中國，中國的糧食年產量從3億噸增至5億噸的巨大成績讓所謂“中國糧食威脅論”不攻自破，并由此獲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官員“中國在全球千年發展目標中所做的貢獻，給予再高評價也不過分”的贊譽。自*6年起，中國不再接受聯合國的糧食援助。根據世界糧食計劃署的報告，中國在*5年就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歐盟的世界第三大糧食援助捐贈國。從糧食受援國變為援助國，意味著我國糧食安全形勢的持續改善，具有里程碑意義。事實證明，只有解決好國內糧食安全問題，我們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國際上發揮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的影響力，才能有資格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與世界各國人民一起更好地推動營造和諧世界。

二、中央儲備糧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方面發揮的作用

（一）適合我國國情的糧食安全內涵

迄今為止，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關于糧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聯合國糧農組織于上世紀70年代提出，即“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為了生存與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品。”在此基礎上，*1年聯合國糧農組織進一步把食物安全定義為“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得足夠富有營養和安全的食物”。這個概念涉及三個層面，一是生產層面，必須生產出足以維持人們生存與健康需要的糧食，使消費者“有的買”；二是流通層面，必須保證生產出來的糧食讓消費者“買得到”；三是消費層面，還必須保證消費者能夠“買得起”。因此，糧食安全首要的目標應當包括供求平衡、流通順暢和價格穩定三個方面。

鑒于糧食是任何政權賴以維持統治的最基本物質基礎，因此糧食問題在任何國家都不僅僅是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關系治國安邦的國家基本方略問題，都需要立足本國國情，對聯合國糧農組織所提出的糧食安全概念加以解讀，從而使符合各國國情的糧食安全政策具體化。對我國而言，糧食安全不僅要滿足軍需民食，還要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充足的物質保障。因此，我國糧食安全的主體不能僅限于個人、家庭，還必須擴展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僅要著眼人們生存權的基本需要，更要兼顧發展權的長遠需求。那么，與我國糧食問題相關的基本國情有哪些？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人口資源矛盾比較突出、各種自然災害頻發、經濟社會發展任務相當艱巨。

根據國家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最新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未來20年，中國的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加，至2033年前后達到15億的峰值，方可緩慢下降。人口增加直接推動糧食需求總量剛性增長。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耕地面積遞減速度也隨之加快，目前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4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國人均可利用水資源量約為9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13個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而且年度間、區域間分布很不平衡。我國還是自然災害多發、頻發的國家。近幾年因災年均損失糧食在1000億斤左右，相當于每年產量的近1/10，而且未來全球氣候變暖也有可能對我國糧食生產產生嚴重影響。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還很不平衡，仍然存在相當數量的未解決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口。這些貧困人口對糧食供給的變化比較敏感，承受糧食風險的能力也比較脆弱，是規劃糧食安全問題應當特別關注的對象。此外，從國際市場可提供的糧食資源看，目前世界谷物貿易量大體在2.4億噸左右，其中小麥、玉米各為1億多噸，稻谷為0.27億噸左右，且已形成相對穩定的貿易渠道。如大量增加谷物進口，勢必有賴于國際糧食市場供給能力的提升，并將改變目前世界糧食貿易格局。特別是我國相對短缺的稻谷，在城市大米消費量近20年增長83%的情況下，靠有限的國際貿易量根本無法滿足國內需求。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和糧食消費大國，不能寄希望于進口解決我們的糧食安全問題，必須堅持立足國內的基本方針。

在借鑒世界糧農組織有關糧食安全的概念，并全面把握影響我國糧食安全基本國情的基礎上，我國糧食安全應該定位于：立足自給，有效調控糧食生產、流通和消費，確保今后相當一段時期我國糧食產消平衡處于可控、可調的范圍內，持續、穩定地實現糧食緊平衡目標，在兼顧糧食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的基礎上，不斷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糧食持續增長的需求。

（二）中央儲備糧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發揮的作用

1、為確保糧食安全提供堅實的糧源儲備

糧食具有季節性生產、長年消費的特點，這就決定了必須有一定的糧食儲備以維持消費的連續性。糧食是否安全，歸根到底必須有足夠的、可供消費的實物作為基礎。我國政府歷來高度重視糧食儲備問題，建國之初就設立了應付災荒和各種意外的“甲字糧”，20世紀60年代又設立了以應對突發事件為目的的“506糧”，90年代初建立了國家專項糧食儲備。進入新世紀，根據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中央對國家專項糧食儲備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建立了中央儲備糧垂直管理體系，對中央儲備糧實行垂直管理，從而使中央儲備糧的管理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觀。

中央儲備糧垂直體系建立以后，與垂直管理體制相適應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建設不斷加強。*3年，國務院頒布了《中央儲備糧管理條例》，對中央儲備糧的計劃、儲存、動用和法律責任做出全面規定，這也是我國第一部規范中央儲備糧管理的政府行政法規。以此為基礎，與中央儲備糧各項業務相關的規章制度逐漸完善，目前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備的中央儲備糧管理制度體系。6年來，規范化管理的要求逐步貫穿到儲糧的全過程和各環節，中央儲備糧的質量和安全狀況不斷改善，儲糧品質穩定在較好水平，綠色儲糧、科技儲糧技術得到廣泛推廣和應用，精細化管理的理念進一步深入人心。截至目前，中央儲備糧數量真實、質量良好、儲存安全，庫存糧油宜存率穩定在90%以上，徹底消滅了陳化糧，儲備糧的輪換進入良性循環，中央儲備糧實現常儲常新，中央儲備糧整體質量和儲存狀況達到國家儲備制度建立以來的最好水平，能夠隨時為國家動用提供符合數量和質量要求的儲備糧，從而為國家糧食安全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新的儲備糧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下，中央政府應對各種危及糧食安全突發事件和糧食市場波動的能力顯著增強，其中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國家運用中央儲備糧實施宏觀調控越來越靈活。例如，*3年，為了解決國內大豆供求矛盾，國家首次拋售80萬噸儲備大豆以平抑過高的市場價格；*4年，為平衡國內糧食供求，又通過垂直體系完成了進口小麥的接卸轉儲任務；*5年上半年要求總公司在一個月時間內組織東北地區的玉米出口；從*5年起，連續兩年在部分主產區對重點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受到種糧農民的普遍歡迎。至此，中央儲備糧收購、銷售、調運、儲存等各環節都程度不同地融入于政府宏觀調控任務，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2、中央儲備糧為宏觀調控提供了可靠的組織體系和運作平臺

糧食安全是政府優先考慮的目標之一，糧食安全的首要責任也在政府。按照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市場應在配置資源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但作為特殊商品的糧食關系國計民生，不容出現大起大落和大的閃失。為避免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的缺陷，必須適時、適度、有針對性地實施宏觀調控，以確保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有一個穩固的基礎。研究各國政府對本國農業的保護政策，包括發達國家都不遺余力地加以扶持和補貼。以美國為例，其農業總產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農民也僅占全國人口的2%，但根據美國新農業法，*2―*7年各項農業補貼就超過1000億美元。越是工業化程度很高的發達國家，越是將農業作為立國之本的基礎性產業，不惜通過各種調控手段加以扶持和保護，并將此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因此，有效實施糧食宏觀調控，將對我國糧食安全狀況的未來走向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也正因為此，中央儲備糧作為國家實施糧食宏觀調控的重要載體和主要手段，在服務宏觀調控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更是顯而易見：

第一，中央儲備糧是平衡年度間產量波動的“穩定器”。一般而言，產量的穩定狀況直接反映糧食安全的水平，產量越穩定，糧食安全的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我國是一個糧食生產大國，但也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家，又恰逢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調整的時期，年度間的產量波動不可避免。回顧我國糧食生產歷程，可以發現我國糧食生產基本上按照“增長―波動―增長”的軌跡向前運行。從建國初期到*78年，我國糧食生產經歷五次波動，其中有三次超常波動。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糧食生產又出現了四次波動。最近的一次是在“十五”頭三年糧食產量迅速由10000億斤下降到*3年的8600億斤水平，波動幅度達15%。此后，從*4年到*6年又連續三年增產，累計增產1*億斤，增長幅度超過10%。這種情況下，通過建立中央儲備糧，在豐年的時候多掌握一些糧食，以從容應對歉年的不時之需，發揮儲備“穩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就能有效化解年度間產量波動給糧食安全帶來的風險。中央儲備糧的這個作用在最近的一次波動中表現得十分明顯。雖然*3年糧食產量下降導致當年產消缺口超過1000億斤，但由于有前些年糧食豐收所積累的比較充裕的庫存基礎，有效彌補了當年的缺口，為后來的政策調整贏得了時間。緊接著從*4年開始連續三年糧食增產，又是儲備體系通過吸納部分增產糧食，維護了種糧農民利益，穩住了糧食生產出現轉機的勢頭。

第二，中央儲備糧是維護市場穩定的重要手段。維護糧食市場價格穩定、保障市場供給，是糧食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也是國務院賦予中央儲備糧的一項重要職責。目前，影響我國糧食市場穩定的因素還不少，糧食市場發生波動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一是結構不平衡問題日益突出。例如，在我國以大米為主食的人口占到60%，整個稻谷產量中86%用于口糧消費，但是稻谷產量波動大，且難保存，往往成為引發糧食市場波動的先導和敏感品種。再如，近兩年以玉米為主要原料的飼料和糧食深加工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推動糧食消費總量增長的主要因素。結構方面的問題逐漸成為影響我國糧食供求平衡的主要方面。二是受國際糧食市場影響的程度越來越深。在我國加入WTO與國際市場接軌后，國際大糧商進入我國糧食市場的步伐正在加快。如果我們不主動牢牢占領國內糧食市場，勢必被外資企業迅速取代。以大豆為例，*5年進口量達到2660萬噸，占當年全部糧食進口量的81%，相當于世界大豆貿易量的40%左右，國際糧食市場對國內糧食市場的牽動越來越深。針對糧食市場變化不確定性增加，利用中央儲備糧對可能發生的結構性失衡、國際市場的沖擊進行調控，顯得越來越必要，也越來越關鍵。如今，針對重點大中城市，我們已有步驟地建立了一定的成品糧應急加工供應能力，以保證國家急需時可較為迅速地以成品糧形式直接供應市場。同時，對于東南沿海重點銷區和一些西部缺糧地區，我們正逐步完善關鍵物流節點和通道上的儲備布局和規模，以保證中央儲備糧應急動用預案啟動后，能夠迅速形成持續、可靠的糧食投放供給能力。

第三，中央儲備糧是保護糧農利益的重要支撐力量。保護種糧農民利益是《中央儲備糧管理條例》明確賦予中央儲備糧的重要職責。在我國，糧食主產區是我國糧食安全的晴雨表。以*5年為例，13個糧食主產省的糧食產量占全國的73.2%，當年增產的291億斤糧食中，主產區增產就占到了91.4%。因此，穩住了主產區的糧食生產，就穩定了全國糧食安全的大局。中央儲備糧的布局向糧食主產區傾斜，正是基于保護主產區種糧農民的利益并為之創造條件。尤其是*4年以來，中央政府決定在主產區對重點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當市場糧價低于政府規定的最低收購價時，由政府指定中儲糧系統按照最低收購價掛牌收購。僅以*6年為例，小麥上市前市場價格低迷，其他市場主體持觀望態度，入市收購的積極性不高。中儲糧系統按照國家指令，在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湖北、安徽共收購小麥800多億斤，占6省小麥商品量80%以上。如果不啟動托市收購政策，不僅市場價格將不可避免地跌破最低收購價，而且會出現農民“賣糧難”，這樣一來，剛剛恢復的農民種糧熱情和糧食生產出現的轉機必將遭受重大挫折。正因為中儲糧系統積極入市收購，使市場糧價成功穩定在最低收購價水平之上。據估算，小麥主產區的農民僅從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執行中就增收40億元以上，實現了“既增產又增收”。此外，垂直體系近幾年廣泛開展訂單農業，推動了種植結構調整和產業化、規模化經營，農民種糧的收益更加穩定。中央儲備糧在經營輪換中注重培養農民經紀人隊伍，不僅提高了掌控“一手糧源”的能力，而且增強了農民組織化程度和市場經營意識，農民開始更多地從流通環節獲益。通過落實國家有關惠農政策、參與創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手段，中央儲備糧越來越成為保護農民利益的重要支撐力量。

第四，中央儲備糧垂直體系是國家應對急需的可靠力量。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糧食生產的自然稟賦各不相同，糧食在區域間的不平衡現象也不容忽視。鑒于我國糧食主產區集中于東北、黃淮海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主銷區集中在東部及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使得北糧南運、中糧東調，每年都形成十分可觀的糧食流量。同時，根據國家統計局*5年對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我國遷移流動人口達到1.47億人，而且*0年到*5年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個百分點，呈快速推進態勢。據此估算，我國每年新增落戶城鎮人口至少在1000萬以上。人口流動增加、城鎮化速度加快，直接推動銷區和大中城市商品糧需求的增加，從而進一步加深對主產區的依賴。由此可見，我國糧食區域間平衡的任務十分繁重，促進產銷區順利銜接十分緊要。而在這方面，中央儲備糧垂直體系恰恰可以依托其獨有的優勢：實行垂直管理，糧權高度集中，中央政府的調用指令可以在系統內政令暢通，并能得到堅決、高效執行，對產銷區平衡的不足加以彌補。*6年年末，針對小麥主產省托市收購量大，倉容緊張的情況，國家下達了187萬噸最低收購價糧食跨省調撥任務。跨省區調撥糧食歷來是糧食行業的難題，但依托中央儲備糧垂直體系，在不到2個月時間內就完成了150萬噸跨省調運任務，是建國以來省際調糧任務執行最好的一次，不僅實現了“調得動”，而且“調得快”，充分展示了中儲糧系統完成國家應急調運指令的執行力。

3、中央儲備糧為順利推進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創造了條件

回顧幾年來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最有效、也最成功的就是建立了由中央掌控的中央儲備糧垂直管理體系，并通過這個體系將糧食這個最重要戰略資源的控制權和主導權牢牢把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也正因為有了這一可靠的基礎，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在推進政企分開、購銷市場化，以及國有糧食企業改革等方面才得以邁出實質性的步伐。一是推進了政企分開。將中央儲備糧的經營管理集中于垂直體系，將執行政策性業務和企業的商業經營活動分開，就為政企分開，推動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創造了基本前提。二是推進了糧食購銷市場化的進程。中央儲備糧正常狀況下的購銷調運完全采取了市場化方式，按照進出平衡、均衡輪換的原則運作，這就使國家掌握的這部分糧食資源融入糧食流通的大格局中，參與到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市場形成價格的作用發揮得更加充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糧食市場也更加完整。三是推進了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經營機制轉換。目前，垂直體系管理的承儲企業近1600家，在全部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總數中所占比例雖然不到10%，但庫存量占國家糧食總庫存的三分之一，收購量占國有糧食企業收購量的四分之一。這些企業都是國有糧食企業中的骨干。通過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不斷完善公司制法人治理結構，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經營管理水平顯著提升，不但保證了主渠道作用的發揮，而且推動了國有糧食企業改革工作的全局。

三、中儲糧總公司成立六年來的主要經驗

隨著中央儲備糧垂直管理體系建立應運而生的中儲糧總公司，已走過六年不平凡的歷程。六年來，總公司從實際出發，立足兩個確保，率先鞏固管理基礎；始終心系大局，全力服務宏觀調控；著眼完善體系，穩步推進企業發展和改革，中央儲備糧事業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作為確保糧食安全和國家實施糧食宏觀調控的載體，總公司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既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有責無旁貸的義務。如何讓中央儲備糧更好地發揮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關鍵是繼續堅持垂直體系建立來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經驗。

第一，必須堅持中央儲備糧垂直管理體系。垂直管理體系的建立，不僅使中央能夠更加牢固地掌控中央儲備糧這一重要戰略物資，而且為國家順利實施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證。實踐證明，黨中央、國務院決定組建中儲糧總公司，對中央儲備糧實行垂直管理，是一項英明決策，應當毫不動搖地繼續加以堅持。

第二，必須堅持以兩個確保作為根本職責。確保中央儲備糧數量真實、質量良好，確保急需時調得動、用得上，是黨中央、國務院對中央儲備糧工作的根本要求，是中儲糧總公司的政治使命。因此，必須堅定不移地把兩個確保放在第一位，貫徹到中央儲備糧工作的各個環節，始終做到為國家糧食安全提供堅實的物質保障。

第三，必須堅持不折不扣地執行國家糧食調控政策。六中全會和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這就要求進一步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中央儲備糧作為宏觀調控的載體，必須跟上形勢的這一變化，要對中央調控意圖有更強的領會能力，有更高超的調控政策執行能力。同時，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不折不扣地落實國家糧食宏觀調控意圖。

第四，必須堅持市場化運作方式。隨著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步伐加快，國家越來越注重運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越來越注重通過市場機制配置糧食資源。中央儲備糧輪換購銷只有進入市場，才能引導市場、維護糧食市場穩定；只有按照市場規律運作，才能充分發揮主渠道的作用，有效完成宏觀調控任務；只有實行市場化運作，才能有效地調動承儲企業增收節支的積極性，逐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因此，中央儲備糧的輪換經營必須堅持市場化經營、企業化運作，提高市場競爭力和企業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水平。

第五，必須堅持造就一支精干高效、服務大局的管理隊伍。中儲糧總公司承擔著維護國家糧食安全和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雙重任務，必須按照政治強、業務精、紀律嚴、作風硬的標準，建設一支高素質的中儲糧人隊伍，不斷增強員工隊伍的政治責任感、專業技能和奉獻精神，不斷提高垂直管理體系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為履行好中央儲備糧管理各項職責、落實好各項宏觀調控任務提供堅強的組織隊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