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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歷史轉型期，中國政府需要根據歷史轉型的特點以及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做出系統、全面的策略選擇。具體地說，當前中國政府應當考慮的策略包括意識形態策略、制度策略、經濟體策略、文化策略、組織策略、社會結構策略、教育策略、生活策略、政治策略、社會保障策略10個方面。

政府的發展有著自己的歷史，但政府的歷史必須放在與社會的互動中來觀察。只有在政府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厘清政府發展過程背后的動因和實質。總的說來，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大致表現出兩種狀況：一種是較為被動的和消極的政府，另一種是較為主動的和積極的政府。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政府在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都表現得較為被動和消極。直到20世紀中期，政府才徹底實現了角色轉變，轉而成為互動過程中主動的、積極的一方，積極地干預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發生在20世紀中期的這一轉變代表了政府發展的方向，不管干預型的政府是否“失靈”了，但它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自從20世紀中期開始，政府在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需要積極、主動地去規劃社會的發展。在此問題上，如果提出所謂“有限政府”等倡議的話，那其實是在彈唱早期自由主義的“戀歌”。既然政府在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已經成為積極主動的一方，那么它如何規劃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基于以上判斷，我們需要提出當前中國政府的社會策略問題。

考慮政府的策略選擇必須首先對其所處的社會做出綜合判斷，只有當這種判斷是準確的，才可能提出切實可用的策略。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盡管中國政府需要在人類已有的經驗中發現可資借鑒的因素，但是，任何國家曾經運用過的策略都不可能在被搬到中國來之后還表現出適應性，對于中國政府來說，只能走一條屬于自己的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政府應發揮引導功能，通過現實的策略選擇去創建一種完全屬于中國的發展模式。具體地說，當前中國政府在進行策略選擇的時候，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有以下3個方面。

第一，當前中國社會的資源擁有情況就物質資源而言，雖然中國國土面積很大，但是，物質資源卻是相對匱乏的。這一點已經是人們的共識。從近代歷史看，工業化過程的基本特征表現為對物質資源的大量消耗。中國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中，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對物質資源的消耗也達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這種發展模式，中國現有的資源存量能夠對經濟發展提供的支持是不會太久的。即使全球化為我們在更大的范圍內獲取物質資源提供了可能性，也會由于資源擁有國家的政治甚至民族意識等各方面的原因而使資源的獲取困難重重。而且，即使在世界范圍內，物質資源的存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更何況我們在資源獲取的能力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就精神資源而言，中國社會在一段時間內是比較豐富的，而現在我們所擁有的精神資源是極其匱乏的。一方面，精神資源是無形的，影響精神資源的因素是多種多樣和復雜的，人們往往在精神資源擁有量較為豐富的情況下并不珍惜這種資源，迄今為止，我們也沒有找到一種維護精神資源的較好的方法。另一方面，精神資源與特定社會的共生性決定了它總是屬于特定社會的，隨著社會的轉型，一種精神資源也會失去利用的價值，另一種精神資源將會生成并取而代之。但是，在近20多年中，精神資源遭到破壞，原有的精神資源幾近消失，而新的精神資源并未生成，以至于我們今天幾乎沒有可資利用的精神資源。

就人力資源而言，中國也是非常匱乏的。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但是，人口并不等于人力資源。在我們所擁有的人口中，只有一部分被轉化成了人力資源，即使是那些已經轉化成人力資源的人口，在質量上也是不容樂觀的，至于那些能夠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人力資源，中國在擁有量上也是非常有限的。這就決定了中國必須找到一條把人口較為充分地轉化成人力資源的途徑。在歷史上，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舊中國的婦女較多地屬于人口的范疇，但是，在婦女解放運動中，大批婦女走向社會，轉化成人力資源，迅速地提高了中國人力資源的擁有量。現在，我們也面臨這種情況，對于一種經濟模式而言，人口無法作為人力資源而存在，而另一種經濟模式卻可能把大量人口轉化成人力資源。

就文化資源而言，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傳統文化的庫藏是很豐富的。但是，需要認識到，這種傳統文化是在農業社會生成的，屬于農業社會的文化資源。從中國社會明清以來的歷史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成為阻礙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因素，這是確鑿的事實。然而，近些年來，人們有意無意地忽視這一事實，并牽強附會地把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歸功于這種文化。其實，這僅僅是一貌似現代性的詮釋，與事實相去甚遠。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農業社會的文化是不能造就工業文明的，更不能把一個社會引向后工業社會。如果我們耽迷于農業文化的美妙幻想中，不僅無益，而且是有害的。對于當前中國來說，能夠支持中國社會發展的文化資源不僅是匱乏的，而且幾乎是空白的。有一些人試圖引進西方國家工業社會中的文化資源來補償中國文化的空白，如果在100年前，這也許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但是，時過境遷，對于當代中國來說，這樣做也是有害無益的。因而，對于我們來說，可能需要通過一場文化啟蒙來造就全新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寶貴因素在新的文化啟蒙中被吸收是可能的，而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卻不是明智的選擇。

就習俗資源而言，這一點長期以來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甚至在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中，人們都把習俗看做一種非理性的、陳舊的、消極的因素。的確，習俗有消極的一面，但是，如果因其消極方面而排斥它，不僅無法取得實質性的成功，反而會遭遇失敗。習俗與文化有聯系，但習俗又不等同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習俗有著比文化更加頑強的生命力，在社會整合的過程中也能夠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與一切資源相比，習俗是一種更需認識和開發的資源。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果排斥習俗，它就會成為極具破壞力的消極力量；如果充分考慮到習俗的消極作用和積極作用的話，它就會轉化為積極的力量，轉化為非常有用的資源。對于中國社會來說，習俗的力量是很強的，然而，我們忽視了對它的開發和利用，沒有把習俗轉化為有用的資源。

第二，當前中國在歷史和現實中的位置

關于中國社會的歷史位置，經常性地出現定位上的困難，因為它具有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甚至后工業社會的綜合性特征。其實，中國社會處于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它是把工業化的進程和后工業化的進程合并到了一起，可以形象地比喻成兩步并作了一步走。大致說來，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基本上還處于農業社會的歷史階段，當然，在這個時期，我們擁有工業經濟，卻是運用農業社會的方法和技巧辦工業，屬于農業社會結構體系中的工業經濟。在改革開放的前10年間，中國社會主要是解決工業化的課題，甚至在引進技術方面也偏重于滿足工業化的要求。然而，在中國社會致力于工業化的同時，世界范圍內的后工業化浪潮對中國形成了沖擊，這就迫使中國在解決工業化的問題之際，不自覺地走上同時去捕捉后工業化的契機這樣一條道路。這就是中國社會當前的基本情況，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經歷過的。即使在亞洲后發現代化國家和地區那里，我們看到的也是工業化進程結束之后才提出了后工業化的課題。所以，在實質上，歷史沒有現成經驗可供中國借鑒。

關于中國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位置，是人們最近談論比較多的話題。中國正在崛起，但是，中國崛起的歷史時機與以往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不同。從近代社會來看，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崛起是通過在世界范圍內開拓市場和掠奪資源而獲得發展的動力，后來崛起的國家則是通過戰爭打破原有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而達到重新“洗牌”的目標。今天，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的主旋律，而且幾乎所有國家都警惕和提防著中國崛起可能造成的影響，甚至一些國家叫囂要遏制中國的崛起。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惟一可以選擇的道路就是沿著“和平崛起”路線前進。就當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政治影響力較大，但在很多情況下又不得不接受大國支配的事實；在經濟上，中國的實力實際上是較弱的，必須謹慎地在各個經濟體所構成的經濟“版塊”之間尋找生存和發展的機遇；在資源獲取上，中國必須立足于國內，只有把外來資源作為一種必要的補充才可能避免各種潛在的危機；在市場開拓上，中國必須以優質價廉的產品一點一滴地向現有的國際市場結構中滲透。所以，中國的崛起將是一個艱難的歷程，是需要運用智慧和抱持謙遜的態度去謹慎行動的過程，只有行事低調并講求實效才能穩步前進。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把內外各個方面的因素放在一起，進行綜合的、系統的、全面的考慮，做出科學規劃。

第三，中國走向未來的目標

一般說來，都會同意走向未來，但是，未來是怎樣的，卻很難形成共識，在許多情況下，我們是缺少一個清楚的目標的。回顧20多年來走過的歷程，可以發現，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們的目標是比較清楚的，那就是追趕發達國家。所以，在一個時期內，我們的社會，特別是年輕人，有著較強的“崇洋”意識，認為只要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應當搬到中國來。后來，發現西方發達國家并不是理想中的樂園，它不應當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目標，因而，出現了濃重的懷戀中國傳統文化的情結。在學術界，這種“戀舊”心理時常被用激情的文字表達出來。近些年來，這兩種思想傾向在繼續“發酵”，并不斷地出現付諸于行動的努力。比如，在教育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的極端表現，有的學校新開了法學院、公共管理學院等，幾乎不給學生留下讀中文圖書的時間；有的學校似乎要有意識地對著干，成立了所謂專門的“國學”機構。這些做法實際上都是盲目的和不理性的。

我們必須清楚，對中國農業社會傳統的迷戀是不可能導向未來的，是不能幫助我們確立正確的目標的；同樣，對發達國家任何一個時期的制度、思想或任何東西的迷信也無法導向未來。走向未來的目標需要根據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做出預見。我們在分析中國的歷史位置時已經指出，中國的發展是處于世界工業化歷程已經完成了的時期，中國無疑需要補工業化的“課程”，但開啟后工業化“門扉”的任務卻是不容回避的。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工業化“補課”任務完成的好壞，恰恰取決于承擔后工業化課題的自覺性程度。這就像進入大學的一個“同等學力”的學生一樣，他在素質和能力方面可能存在著不足，但他必須在自覺地修好大學課程的情況下才能迅速補足之，如果他重新回過頭來去修中學的課程，決不是好的學習方案。由此可見，雖然當前中國處在工業化和后工業化兩步并作一步走的特殊歷史階段，但我們的目標卻是自覺地走向后工業社會，以求避免在發達國家領跑后工業化的進程中永遠處于“補課”的境地。事實上，如果我們缺乏走向后工業社會的目標，就必然會再一次地發現，我們又需要“補課”了。

以上3個方面是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制定一切重大的行動方案時都必須充分考慮的，甚至一些處理具體事務的應急方案也需要對此予以充分的考慮，否則，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行動方案一旦付諸實施，消極影響將大于它的積極方面。正是基于上述考慮，我們需要提出當前中國政府的10項策略。

（一）意識形態策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歷了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意識形態混亂期，至今，官方意識形態與民間意識形態還處于多元并存的狀態，它們之間有著很大的不一致性，甚至是矛盾著的，有時是沖突著的。這是過渡時期不可避免的現象。當前，我們需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重新建立起統一的、全社會共有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它應當是得到整個社會認同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不可能是向既往某種理論或思想的回歸，也不可能在對西方的重新認識中獲得。因而，中國政府應當根據當代社會的需要，把合作理念確立為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合作的意識形態應當是后法制社會的意識形態，它是對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超越。事實上，在國際關系領域中，我國政府已經主動地提出了合作的理念，并積極地按照這一理念去營建對外關系的氛圍。但是，在合作理念意識形態化方面，還沒有做出切實的行為選擇。因此，當前需要致力于合作理念的意識形態化，以便在處理國際國內事務的過程中，能夠有著統一的意識形態根據。

檢視世界各國現有的意識形態，有的是明確宣示出來的，有的是在某些思想理論和思維方式社會化的過程中形成的，但是，政府在意識形態的生成中都發揮了主動的作用。即使某些思想理論和思維方式的社會化表現為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政府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也是非常明顯的。所以，政府應當有著明確的意識形態策略，對于建立起一種什么樣的意識形態以及如何去做，都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明確的目標。

現有的各種意識形態，大都是在工業化的競爭過程中生成的，是關于矛盾沖突以及解決矛盾沖突的思想理論和思想方式的凝煉和提升。因此，它們所包含的是指導人們保證社會整體存在不被破壞的情況下如何開展斗爭、如何競爭的精神。合作的意識形態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意識形態，是對斗爭和競爭社會的意識形態的超越。合作意識形態的建構過程是一個全面創新的過程，需要政府運用創新思維去加以運作。

（二）制度策略。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說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就是法制社會。這個說法是非常武斷的，市場經濟需要法制，但并不是僅有法制能夠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支持。所以，如果僅僅把眼睛盯在法制建設上，可能會使我們錯失多種制度選擇的機遇當然，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是與法制共生的，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市場經濟與工業社會重合造成的。工業社會在制度上以法制為最佳選擇，工業社會的社會化大生產以及社會關系的簡單化都是法制賴以建立的前提。但是，近些年來，由于社會復雜性程度的迅速增長，法制已經表現出規范社會行為力不從心的局面，許多新的社會問題已經難于在法制的框架下得到解決。雖然對于許多新出現的社會問題，人們習慣于將其納入法制的框架下，但它們在前景上卻是晦暗的。比如，人們對克隆技術、網上交易等技術方面的問題，也試圖通過法制來加以規范，可是，這種規范主要是從屬于一種限制甚至阻礙其發展的目的。事實上，它們的發展是不可遏制的，相信人們很快就會發現它們屬于法制無法規范的新事物。所以說，法制的成功向我們展示的是人類的過去，卻不代表未來。在新的社會轉型期中，我們需要探索的是能夠代表未來的制度模式。

我們應當看到，法制及其民主并不是惟一的制度模式，人類在近代社會之前曾經創造過其他類型的制度模式，在未來社會也必將會有新的制度模式來取代法制。因而，我們應當致力于尋找可以替代法制的新的制度模式，這種新的制度模式可以被稱為“德制”，是一種繼承了法制全部積極成就但又超越了法制的制度模式。從歷史上看，農業社會的制度是一種權力的制度，這種制度在中國發展得最為完善，有著超強的自我修補能力，正是這種制度阻礙了中國社會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在西方國家，適應工業社會要求的法制之所以能夠成長起來并得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其農業社會的“權制”體系沒有充分發育。在走向后工業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同樣可以做出判斷，完善的法制將會成為社會發展的包袱，成為阻礙社會前進的因素。所以，中國政府需要打破任何對法制及其民主的迷信，需要有著明確的超越法制的策略。

（三）經濟體策略。最近一個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階段性成就，出現了一個錯誤的傾向，就是倡導企業規模巨型化。事實上，對于我們國家來說，由于各種各樣的因素，巨型企業是不適應的，即使建立了起來，它的消極效應也必將大于積極作用。如果國營企業可以巨型化的話，私營企業決不可能在巨型化的過程中同時擁有較強的活力。從政治以及社會整體來看，西方國家的巨型企業在存在和發展中有著一整套社會適配體系為其提供支持，但在中國，這個社會適配體系尚未建立起來，而且，由于全球范圍內的歷史轉型也已經使建立這個適配體系變得沒有必要了。一旦中國出現了一批巨型企業，不僅在經濟上會造成各種各樣的消極影響，而且在政治上的影響也是難于預測的。在一定程度上，俄羅斯近一個時期由于巨型企業所帶來的一些麻煩，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對于當前中國來說，主要的任務是要激發經濟活力，而不是擴展企業規模，是要考慮國家在整體上的實力增強，而不是考慮單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易言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而不是一個甚至一群強大的企業。因此，我們需要用經濟體的觀念來看問題，即把國家建成由一系列區域經濟體構成的巨大經濟體。具體地說，中國社會是一個適合于家庭經濟成長的社會，而長期以來，我們總是按照西方的經驗試圖限制甚至消除家庭經濟，這是錯誤的。

從另一個角度看，工業社會應當是規模經濟的社會，所以在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發展策略中，都包含著支持和優待巨型企業的傾向。然而，我們已經錯過了單純工業化的時期，所以不應去追求工業社會的規模經濟。我們應當根據后工業社會的要求，用單元經濟效率去整合出網絡經濟體的總體力量。為了不至于把這種新的家庭經濟模式誤解成農業社會的家庭經濟，我們可以在經濟體的意義上把這種經濟模式稱之為“家元經濟”。當前中國政府的經濟策略應當放在促進“家元經濟”的發展上，為家元經濟的發展做出政策支持和秩序供給。

在此，需要充分考慮中國社會的習俗資源，而習俗一般說來都是以家為核心而形成的，是以家為支撐的。反過來，習俗最傾向于支持以家為核心而展開的活動，對于經濟活動也同樣如此。以家為單元的經濟活動是能夠得到習俗的充分支持的，并在習俗中獲得巨大的活力。在某種意義上，家庭的生命力也就是“家元經濟”的活力。

（四）文化策略。文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因為，文化更多地是自然生成的，在不同的層面上會表現出不同的面相，似乎人為的作用并不能持久地發揮作用。但是，在文化發展方面，如果能夠抓住某一關鍵性的文化要素，自覺地進行建構，是能夠引領文化發展的方向的。當前我國的文化策略應放在對信任的建構方面，可以通過信任建構而建立起以信任為核心的文化體系。一些西方學者斷言中國是一個低信任度的國家，一些中國學者也不假思索地加以鼓吹。其實，這種判斷是需要分析的，對于西方工業社會成長起來的契約型信任來說，中國的確嚴重匱乏信任資源。但是，對于農業社會形成的習俗型信任來說，中國則可能過多過濫。另外，近來有不少人試圖恢復儒家文化，有些大學甚至用立孔子像這樣的行動來表達告別社會主義文化的意愿。不過，我們需要看到，儒家文化只是農業文明的構成部分。正如我們不認為作為西方工業文明構成部分的文化類型可以照搬到中國來，我們也不認為作為農業文明的文化類型能夠滿足現代中國社會的需求。所以，如果我們在文化發展中希望施以能動作用的話，就需要面向未來，確立與“德制”以及“家元經濟”相適配的信任文化。

（五）組織策略。現有的組織在基本結構上都屬于官僚制組織，這是人類社會組織形態長期發展的結果，韋伯對此進行了歷史性的考察并提出了理想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如果說還存在著其他組織類型的話，我們認為，迄今為止的任何組織類型都是作為官僚制的補充形態而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引起組織理論家關注的組織，都是以官僚制為基本架構的常規性組織。在走向后工業社會的過程中，由于社會復雜性程度的增長，常規組織既往的那種回應環境要求的特性漸漸失去了效率的魅力。也就是說，由于常規組織設計主要是出于回應外界要求的目標，缺乏前瞻性地與環境互動的能力，以至于在社會復雜性增長的過程中經常性地遇到那些被稱為“危機事件”的問題。其實，近些年來“危機事件”的頻發，暴露出來的是組織自身的不足，它表明原有的組織形態已經不能夠滿足社會發展的要求。應對危機事件的所謂“危機管理”，如果不從組織形態的改造入手，注定是徒勞無功的。因而，能夠適應走向后工業社會這樣一個歷史轉型期需要的組織，應當是具有前瞻性和靈活性的組織。

在組織問題上，我們應當關注一種長期以來沒有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組織類型，那就是“任務型組織”，即為了某一（些）具體的任務而建立起來的組織。這類組織早已有之，并在解決各類社會問題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長期以來，這類組織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可能是由于它過多地具有臨時性的特征，被認為不重要。由于對這類組織缺乏研究，因而它們在運行上往往是按照常規組織的模式進行的，以至于它應有的功能無法得到充分發揮。事實上，從近些年來已經展現出的趨勢看，任務型組織大量涌現，這不僅是走向后工業社會的歷史必然性使然，而且也越來越顯示出對復雜社會的適應性。所以，這是一類需要關注、研究和自覺建構的組織形態。反思中國政府的機構改革，其成效之所以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一直無法避免學術界所謂的“惡性循環的怪圈”，從根本上說，是由于它沒有注意到任務型組織這一組織類型，而是一直著眼于常規組織的改造上。實際上，現有的常規組織已經達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對它的改造和調整表現出“無用功”的結果是必然的。如果我們在今后一段時間還需要進行機構改革的話，就應當考慮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用任務型組織來代替常規組織。

（六）社會結構策略。當前中國社會，剩余勞動力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開始是農村勞動力過剩，大量地向城市流動；接著就是城市自身的勞動力過剩，出現了下崗、失業等問題。雖然政府想盡各種辦法，還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從理論上看，這個現象也是無法理解的：一方面，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失業人口又迅速增長。這種極其矛盾的現象，學者們根本無法予以解釋，因而在解決問題的對策上，也就無法找到好的方案。這種現象是由于社會結構不合理造成的，即由于社會分層不充分而造成了大量的“假性失業”。就中國目前的情況看，根本不應有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更不應當出現由于失業等造成的大量社會不公正乃至犯罪的問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當前中國社會有一些人長期過勞甚至致死，而又有那么多人沒有工作可做，這就是由于社會分層不充分，人們無法把工作進行分解。所以，我們需要在社會結構上做文章，要促進社會分層，讓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飯吃。

（七）教育策略。改革開放以來，教育可能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相對滯后的一個領域，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教育將成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瓶頸”。上面我們曾舉例說明經濟模式的轉變可以把人口轉化為人力資源，這是一個逆向思維的結論。在正向的思維中，我們看到的主要是通過教育而把人口轉化成人力資源，教育是把人口轉化為人力資源的最直接的途徑。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都需要由教育來擔負起把人口轉化為人力資源的重任。而且，教育的功能不止如此，幾乎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方面，都需要教育來提供支持。近些年來，中國的教育在規模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是，與它的高投入相比，是極其微不足道的。大量的投入被奢侈浪費，此乃不爭的事實。

就中國10多億人口而言，我們的教育規模是極小的。但是，近一個時期以來，常常有人提起中國教育在規模上“”了，要求穩定甚至控制教育規模。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深化階段相比，中國的教育發展可以說還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從規模上起步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方向，為什么卻受到“扼殺”呢?從根子上看，是由于教育的“就業導向”造成了諸多讓人憂慮的問題。中國近幾十年來的教育一直是一種就業導向的教育，雖然從計劃經濟走出多年，但就業導向的教育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就業導向嚴重地限制了中國教育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特別是限制了教育規模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國教育中的一切問題都根源于就業導向。所以，中國政府在教育策略的選擇上應當把“就業導向”的教育轉變為“創業導向”的教育，有了創業導向，實際上當前教育中的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例如，當前中國農村不要說一個村里沒有一個大學生，可能一個鄉能夠擁有一位大學生的情況也是很少見到的；在西部廣大地區，擁有大學生的比例可能是極低的。但是，就業導向的教育決定了大學生到了農村等于沒有就業，而到了西部地區，可能就業比在沿海地區更困難。再如，我們鼓勵大學生“支邊援藏”需要進行動員、授予榮譽、給予獎勵等，即使這樣，也很難把大批大學生送到需要的地方去。如果我們在教育方向上轉變到創業導向上來，那么一切有創業機會的地方，都會立即吸引到足夠的人才。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創業導向的教育也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最佳途徑。比如，一個班級里的同學，如果有一個人創業成功的話，那么可能幾十個人的就業問題也就得到解決了。

另外，中國是一個人口壓力較大的國家，從中國家長的心態來看，再窮再苦也希望孩子上學受教育，動機是非常明顯的，是要孩子獲得謀生的能力。其實，中國政府也應有這樣一種家長心態，要讓中國的每一個孩子都能有機會上大學，讓大批大批的孩子有在世界范圍內謀生的能力。

（八）生活策略。中國社會在生活模式上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模式，家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即使歷經時代的變遷，家庭依然是中國社會不易的核心。一切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在家上做文章的就是成功的（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反之，無視家庭甚至破壞家庭的設計和安排，都是不成功的（如“”時期的“吃大鍋飯”）。歷史經驗證明了這一點。近些年來，中國社會在這一點上缺乏自覺的家庭導向生活模式建構策略，因而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所以，我們認為，當前中國政府需要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我國正在進行的解決“三農”問題的行動，在一切可以與家庭聯系起來的地方，我們相信，就可以取得成功，而那些不能與家庭聯系在一起的，就必然會失敗。也就是說，政府在行政行為以及政策選擇的過程中，需要自覺地在一切可能與家聯在一起的地方，充分考慮到家。我們所說的“家元經濟”，可以說就是一種能夠充分發揮家的積極經濟功能的策略。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家庭的概念和結構都在發生變化，我們需要認識到這種變化，并根據這種變化去進行制度調整。總之，在生活策略上，我們所要確立的是家庭導向的生活模式。

（九）政治策略。近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我們對西方的情況了解得越來越多，而且有許多學者在介紹或鼓吹西方的政治運作時，試圖鼓動中國社會也接受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另外，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政治假相，那就是利益集團正在生成。從政治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社會已經錯過了以利益集團為主體去開展政治活動的歷史時期，如果中國放任利益集團的發展，并允許它發展到干預政治的程度，那是非常危險的，更是不合乎歷史發展的趨勢的。因此，當前中國政府在政治上的基本策略應當放在防止任何利益集團的生成上。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在世界范圍內，民主已經失去了它的原初含義和功能，已經成為一種顛覆工具。在我們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都用自己被顛覆的事實向我們提示了這一點。所以，對于那些用倡導民主來表達顛覆中國政治意愿的做法，應當保持警惕。

（十）社會保障策略。當前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構是一個極其艱巨和復雜的任務。長期以來，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是由政府壟斷的。改革開放之后，在謀求社會保障的多元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與社會發展的要求還有很大距離，甚至一些舊的觀念也嚴重地制約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規范和健全都不容樂觀。當前中國政府的任務就是應當尋找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突破口，其中，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可能就是把慈善事業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來加以考慮，即通過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去為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的建立和健全贏得緩沖的時機。在發展慈善事業中，可以充分考慮合法宗教社團的作用。從中國現在的情況看，宗教社團的功能是較為單一的，而且，即使這些單一的功能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如果能夠把宗教社團引向慈善事業的軌道，將會釋放出巨大的潛力。比如，我們可以這樣設想：每一個寺廟都可以成立一家或幾家慈善基金會，許多“大德”之士也可以個人名義設立基金，這樣一來，中國社會就可以被無數個慈善基金會覆蓋起來。如果我們對社會保障事業做全面的理解，它不僅包括物質的方面，而且也應當包括心理的和精神的方面，以宗教社團辦慈善為突破口，所取得的積極效果可能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