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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是國民經濟的綜合反映，其波動能比較客觀地反映經濟的熱與冷。改革開放以來，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和復雜，既給宏觀調控注入了新的內容，也增加了宏觀調控的難度。實現價格基本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是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本文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江西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軌跡的描述，反映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及特點，進而探索實現價格基本穩定與經濟持續增長的途徑。

一、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的運行軌跡

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適度的價格波動會刺激經濟增長，過度的價格波動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價格波動會影響市場供求關系，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規模和質量；經濟增長反過來也會對價格波動產生影響，經濟持續高增長必然引起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而導致價格上漲，經濟增長率持續降低或低位徘徊則會引起社會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而導致價格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江西經濟總體上保持了持續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但經濟增長時常受到價格波動的沖擊或制約。2007年與1978年相比，全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3.53倍，年均遞升4.4%；國內生產總值由87億元增加到5469億元，年均遞增15.3%。從1978年～2007年江西居民消費價格波動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兩條曲線的運行軌跡可以看出，其變化可分為以下5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1984年）：政策主導型價格波動和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之初，江西處于由封閉的計劃經濟向開放的市場經濟轉軌過渡期，價格波動和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政策主導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任務，我國開始進行以價格改革為著力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通過調整不合理的價格結構以理順整個價格體系（王雙正，2007）。1979年～1984年，江西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采取“以調為主，調放結合”的方法，先后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棉花、油脂油料、生豬等21種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和8類主要副食品的銷售價格，有升有降地調整了工業消費品價格，逐步放開日用工業小商品價格，使價格結構不合理狀況有所改善，工農業商品交換“剪刀差”進一步縮小。1984年與1978年相比，全省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指數上升63.3%，同期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僅上升15.9%，工農業商品交換“剪刀差”縮小29%，農民用同等數量的農副產品交換到的工業品數量增加40.9%。這一階段的價格波動與價格改革力度密切相關，改革力度越大，價格波動幅度越大。據統計，1978年～1984年全肖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上升0.2%、2.1%、6%、3.8%、3.1%、1.9%和2.1%。價格改革解決了部分商品價格不合理問題，加之改革開放沖破了舊體制對生產力的束縛，促進了經濟增長。1978年～1984年全省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3.3%、15.8%、4.2%、5.6%、9.3%、6.8%和15.4%。但經濟快速增長引起的社會總需求過旺和工資成本上升，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價格波動。盡管這一階段的價格波動與以后幾次價格波動相比并不算太大，但對于長期生活在價格穩定環境下且收入和消費水平較低的城鄉居民來說，一時較難接受，意見很多，反映強烈。

第二階段（1985年～1989年）：改革闖關型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價格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據此，江西加快了價格改革步伐。1985年，放開了除糧、棉、油等11種重要農產品之外的其他農產品價格，放開了計劃外生產的生產資料價格，使當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9%。為理順價格關系，1988年中央實行“價格闖關”政策，提出價格改革雖然風險很大，但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題為《改革有險阻苦戰能過關》的評論員文章。根據“價格闖關”的要求，當年江西提高了部分農產品收購價格，調高了肉、蛋、菜、糖等副食品零售價格，放開和調高了名煙名酒價格，擴大了部分彩電的浮動價格，調整了電力、煤炭、原油等部分生產資料價格。這一階段的價格改革特別是“價格闖關”，初衷是為了盡快理順價格關系，但由于急于求成，步伐過快，加之受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環境的制約，出現了價格大幅度波動現象。1985年～1989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累計上升78.8%，平均每年遞升12.3%，其中1988年居民消費價格漲幅高達21.8%，1989年居民消費價格漲幅仍居18.5%的高位。價格改革理順、改善了價格關系，增強了市場和經濟活力，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較好的價格環境。1985年～1989年，全省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4.8%、6.7%、8.3%、11.4%和6.1%。但應看到，價格改革措施出臺時間比較集中，市場價格上漲較快，居民恐慌心理增強，爭相提前購物保值，導致1988年多次發生“搶購潮”，許多地方出現了擠兌銀行存款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穩定協調發展。1989年，國家把控制通貨膨脹作為“治理整頓”的首要任務，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當年江西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比上年回落3.3個百分點，經濟增長速度由11.4%滑至6.1%。

第三階段（1990年～1996年）：需求拉動型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經過持續3年的治理整頓，1990年～1991年江西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回落到2.1%和2.8%，經濟增長速度隨之大幅下降，1990年全省經濟增長率僅為4.5%。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全國各地掀起了新一輪經濟建設熱潮，市場化價格改革取向更加明晰，力度不斷加大。1992年～1996年，江西先后調整了糧食購銷價格，大范圍取消了價格管制；放開并多次調整肉、禽、蛋、菜、調味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以及日用品和服務項目價格；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價格，停止使用糧票；大幅提高糧食銷售價格，對20種居民生活必需品和服務項目提價行為進行監審和適度干預；提高棉花收購價格。在價格改革力度不斷加大的同時，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導致需求增加，加之當時政府缺乏約束需求的宏觀調控手段和經驗，出現了投資主導的投資、消費需求雙拉動，引起價格波動。從投資需求來看，1992年～1996年江西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37.6%、48.0%、28.0%、19.7%和39.3%。投資需求膨脹，既導致了生產資料價格猛漲，也從成本方面推動市場價格上漲。1992年～1996年全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分別上升7.9%、29.7%、23.6%、14.7%和5.8%，同期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上升6.2%、15.5%、24.5%、14.8%和3.9%。從消費需求來看，一方面消費需求迅速膨脹表現為居民貨幣收入增長速度超過國民收入增長速度，職工工資的增長速度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1991年～1993年江西糧食生產連續下降，糧食供應緊張。消費需求膨脹與糧食生產下降，導致總需求大于總供給，從1993年起，市場價格明顯上漲。1993年～1996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上升14.6%、26.9%、16.9%和8.4%。受價格波動的影響，經濟增長的起伏較大。1990年～1996年全省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5%、8.2%、14.8%、13.7%、8.8%、6.8%和11.7%，最高點1992年增長率達14.8%，最低點1990年增長率僅4.5%。為治理通貨膨脹，江西從1995年開始貫徹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整頓金融秩序、控制投資規模，價格漲幅和經濟增長出現回落，于1996成功實現經濟“軟著陸”。

第四階段（1997年～2002年）：經濟緊縮型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由于上輪調控政策偏重于治理通貨膨脹，沒有同時考慮經濟中薄弱環節的發展，加之政策力度過猛，給經濟的持續協調增長帶來了隱患，隨之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加重了這種影響，由此江西經濟進入了長達6年的緊縮期，其突出表現是：由于亞洲金融危機、國際性通貨緊縮，以及國內消費不振、產業結構與供求結構失衡等因素的影響，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整個國民經濟逐步擺脫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的“短缺經濟”狀態，形成了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格局。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貿易增長率大幅度下降，國際市場商品價格大幅度下跌，并對國內投資、消費和出口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加劇社會總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1998年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原有的社會保障體制被打破，企業下崗待業職工急劇增加，居民未來預期收入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加之城鎮住房、醫療、教育等各項改革措施出臺，增加了城鄉居民未來消費支出預期，消費傾向明顯下降，造成社會消費需求不足。上輪經濟擴張，使供給能力迅速提高，告別短缺時代，出現了階段性、結構性過剩的局面。受經濟緊縮的影響，江西宏觀經濟呈現出低價格、低增長的特點。1997年，全省市場價格呈逐月“階梯式”回落態勢，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2%。其后的五年，居民消費價格繼續盤旋而下。1998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僅上升0.3%，1999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下跌1.4%。隨著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2001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反彈至0.3%，但2001年又下跌0.5%。價格低迷使經濟增長率下滑，1997年～2002年，全省經濟分別比上年增長12.3%、7.1%、7.8%、8.0%、8.8%和10.5%。經濟增長速度下降，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了居民消費價格的下跌。面對這種形勢，江西貫徹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方針政策，適度調整服務項目和基礎產品價格，消除通貨緊縮，促進經濟回升。

第五階段（2003年～2007年）：資源約束型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經過連續幾年擴張性宏觀調控之后，江西經濟開始回暖，通貨緊縮的壓力逐漸消失，國民經濟進入新一輪周期的上升階段，工業化、城市化建設步伐加快。由于投資、出口需求增長呈現強勁態勢，經濟增長一直保持著10%以上的較高速度，對生產資料特別是資源類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形成較大的壓力，但大部分工業消費品產能過剩現象，一般消費品供大于求的格局仍然持續，并且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仍然緩慢,住房、教育、醫療及未來養老支出預期進一步增強制約消費增長，加之人民幣升值壓力，導致價格低位波動。因此，這一階段的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主要是受資源束約。2003年，江西經濟出現投資升溫、價格上漲的跡象，當年全省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380億元，比上年增長49.3%，雖然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僅上升0.8%，但存在煤電油運緊張的隱患，全年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上升4.0%，原材料、燃料和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升6.5%。2004年，盡管國家加大了宏觀調控力度，但當年江西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仍比上年增長31.9%，經濟增長率升至13.2%。經濟高速增長刺激了對鋼鐵、水泥、橡膠等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資源供給緊張狀況加劇，進而推動主要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快速上漲，當年全省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升14.5%，剛剛走出通貨緊縮的江西經濟又感受到新一輪通貨膨脹壓力，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漲幅達到3.5%。2005年江西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所回調，居民消費價格漲幅也降為1.7%，但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凸現，當年全省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8.8%，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10.0%。2006年全省市場價格基本穩定，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上漲1.2%，漲幅比上年回落0.5個百分點，但資源約束和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工業品出廠價格上漲9.7%，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8.6%，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上漲3.2%。2007年，在糧食、豬肉價格的領漲下，食品價格走出一波較大的上漲行情，其漲幅為11.9%，當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4.8%。2003年～2007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上升0.8%、3.5%、1.7%、1.2%、4.8%，年均遞升2.4%。這一階段全省經濟分別比上年增長13.0%、13.2%、12.8%、12.3%和13.0%，呈現低通脹、高增長態勢。

二、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的主要特點

價格總是處于波動狀態、呈現曲線運動，這種波動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世界各國一般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來表示經濟增長，無論是投資擴張的供給型經濟增長，還是消費擴張的需求型經濟增長，價格波動都可以反映出經濟增長的變化。當社會總供求關系處于相對平衡(指總量和結構的平衡)狀態時，價格波動也會相對均衡，并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從改革開放以來江西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運行軌跡來看，在合理區間內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超出合理區間的價格波動（如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與經濟增長則呈負相關關系，并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變化的周期性。改革開放以來，江西價格波動和經濟增長的起伏較大，且呈周期性變化。在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的每個周期中，各個年份價格波動由“波谷——波峰——波谷”形成一個周期；經濟增長由“低速——高速——低速”構成一個周期，價格波動周期與經濟增長周期基本一致。1978年～2007年江西價格波動和經濟增長經歷了以下5個周期：第一周期從1978年到1984年歷時7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年均遞升2.7%，波峰發生在1980年，波谷出現在1978年，峰谷落差5.4個百分點；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2.6%，1984年波峰的經濟增長率為15.4%，1980年波谷的經濟增長率為4.2%，峰谷落差11.2個百分點。第二周期從1985年至1989年歷時5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年均遞升12.3%，1988年波峰居民消費價格漲幅高達21.8%，1987年波谷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為6.6%，峰谷落差達15.2個百分點；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4%，1985年波峰的經濟增長率為14.8%，1986年波谷的經濟增長率為6.7%，峰谷落差8.7個百分點。第三周期從1990年至1996年歷時7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年均遞升10.8%，1994年波峰居民消費價格漲幅高達26.9%，1990年波谷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為2.1%，峰谷落差高達24.8個百分點；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7%，1992年波峰的經濟增長率為14.8%，1990年波谷的經濟增長率為4.5%，峰谷落差10.3個百分點。第四周期從1997年至2002年歷時6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年均遞升0.2%，1997年波峰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僅為2%，1999年波谷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為-1.4%，峰谷落差高達3.4個百分點；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1%，1997年波峰的經濟增長率為12.3%，1998年波谷的經濟增長率為7.1%，峰谷落差5.2個百分點。第五周期從2003年至2007年歷時5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年均遞升2.4%，2007年波峰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為4.8%，2003年波谷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為0.8%，峰谷落差為4個百分點；年均經濟增長率為12.9%，2004年波峰的經濟增長率為13.2%，2006年波谷的經濟增長率為12.3%，峰谷落差0.9個百分點。

第二，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方向的一致性。從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方向來看，居民消費價格上漲時經濟增長速度也快，居民消費價格低位徘徊或下降時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反之，經濟增長提速，價格緊隨而上，經濟增長放慢，價格隨之下降，兩者在方向上是一致的。1985年江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9%，當年經濟增長率達14.8%；1988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21.8%，當年經濟增長11.4%。值得注意的是價格上漲剌激的經濟高增長并不長久，隨后經濟增長會下降；當價格波動幅度低于經濟增長率時，經濟增長雖然會在低位上運行，但隨后經濟增長會逐漸上升。把價格波動和經濟增長結合起來分析，可以認為價格波動是經濟增長推動的結果，經濟增長是價格波動的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1984年～1985年，江西經濟增長率由1983年的增長6.8%提高到15.4%和14.8%，1985年價格上漲幅度由上年的2.1%升至9%；1987年～1988年，江西經濟增長率由1986年的6.7%提高到8.3%和11.4%，1988年價格上漲幅度由上年的6.6%升至21.8%；1992年～1993年經濟增長速度分別高達14.8%和13.7%，1993年和1994年價格漲幅高達14.6%和26.9%。2003年經濟回暖和2004年增長速度加快，使2004年價格漲幅上升至3.5%。當經濟增長回落時，價格漲幅會隨之下降。1989年江西經濟增長由上年的11.4%下降至6.1%，1990年價格漲幅由上年的18.5%降至2.1%的低水平；1998年～2001年，江西經濟增長速度由1997年的12.3%降至7.1%、7.8%、8%和8.8%，這4年間價格出現了1999年、2001年的負增長。雖然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方向是一致的，但價格波動幅度大于經濟增長的起伏，經濟增長的起伏比較平緩，價格波動幅度明顯大前者（楊來科，2000）。如1985年～1989年江西價格波動的峰谷落差為15.2個百分點，而同期經濟增長峰谷落差僅為8.7個百分點；2003年～2007年價格波動的峰谷落差為4個百分點，而同期經濟增長峰谷落差僅為0.9個百分點。

第三，價格波動對經濟增長反應的滯后性。價格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反應存在一定的滯后期，當經濟增長加快或回落時，價格上漲或回調一般在1年之后，即滯后期大體為一年左右。這是因為二者之間有一個傳導和轉換過程，無論是經濟增長（下滑）帶動價格上漲（回落），還是價格上漲推動或維持經濟高增長，都有一個過程，其根源是經濟增長既包括消費品生產和居民服務業的增長，也包括非消費品生產和勞務的增長，而居民消費價格只反映居民消費品和服務價格變化，從非消費品生產和勞務的價格變動到消費品價格和服務收費的變動有一個滯后期。如1979年江西經濟增長率高達15.8%，1980年居民消費價格上升6%；1988年江西經濟增長率高達11.4%，1989年居民消費價格上升18.5%；1989年～1990年經濟增長由1988年的11.4%降為6.1%和4.5%，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到1990年、1991年才大幅回落。1993年～1994年經濟進入高速增長，價格上漲在1994年～1995年才顯現，其中1993年經濟增長率高達13.7%，1994年居民消費價格上升26.9%；2003年江西經濟增長率高達13.9%，2004年居民消費價格上升3.5%。從改革開放以來江西價格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反應來看，在商品價格基本轉向市場定價的條件下，若國內外經濟環境沒有大的變化，如果經濟增長速度持續超過兩位數，就可能引起價格波動。

第四，價格波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廣泛性。價格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通過需求膨脹——通貨膨脹、市場疲軟——通貨緊縮傳導機制制約其規模、速度和質量，它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廣泛性突出表現：一是適度的價格波動對經濟增長有刺激作用，對經濟發展是利大于弊。這是因為適度的價格波動有利于農民增加收入、擴大消費；引導企業生產向有需求、有效益的行業和產品轉移，利用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的最優配置；使企業盈利空間增大，增強企業家信心，加大再生產投入，從而刺激經濟增長。1991年～1992年，江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上升2.8%、5.7%，在國家宏觀調控由緊轉松的背景下，江西堅持“既要穩定價格，又要振興經濟”的政策，通過理順價格關系和價格溫和上漲，刺激經濟增長，1992年全省經濟增長率達14.8%。二是過度的價格波動既影響社會穩定，也會使經濟的平穩快速增長成為泡影。改革開放以來江西經歷了兩次嚴重的通貨膨脹，1988年、1994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上升21.8%、26.9%。20%以上的高通貨膨脹率迫使政府出招加以遏制，導致經濟下滑。同時，價格大幅度波動會降低人們的儲蓄意向，把貨幣用來購買各種保值物品，對社會擴大再生產產生不利影響；使部分企業、個人囤積各種緊缺物資，待價而沽，賺取差價，影響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使生產者盲目擴大再生產，造成國民經濟的非正常發展，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畸形化，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使低收入群體及農村人口返貧，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三是價格持續走低形成通貨緊縮，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1999年和2001年江西出現價格負增長，導致經濟生活中出現企業開工不足，失業人數增加，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經濟增長低位徘徊。通貨緊縮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甚至大于通貨膨脹，因為價格持續走低會使企業效益下降、產品積壓增加、就業機會減少、居民收入下降、市場消費不足，從而使整個國民經濟體系陷入一種互相牽制的惡性循環中。

第五，經濟增長對價格波動影響的間接性。經濟增長不直接引起價格波動，但它會通過需求和成本等因素對價格波動產生間接影響。在擴張型經濟增長方式下，經濟擴張階段需求膨脹，尤其是基礎產品需求驟增，會出現資源“瓶頸”制約，導致投資品和農產品等價格高漲、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或加重通貨膨脹程度。從改革開放以來江西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來看，1993年和2004年江西出現的通貨膨脹，雖然都表現為由投資急劇擴張，加之農產品生產、供應出現問題后，導致以鋼材、糧食為代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價格聯袂率先上漲，然后逐步擴散至煤電油運等多個領域，但兩個時期發生的通貨膨脹是有區別的。1993年由于所有商品供不應求，最終導致價格全面上漲，屬于典型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2004年由于除糧食等農產品供不應求外，其它工業消費品仍供大于求，消費品價格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上漲特征，而生產資料尤其是資源產品價格一漲再漲，演變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當年全省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上升14.5%，推動工業品出廠價格上升9.7%。

三、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的政策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江西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的分析表明，將價格波動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不僅關系到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也是讓民眾更加幸福，使社會更加和諧的需要。江西處理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踐，給當前經濟增長、結構性過剩和資源制約并存環境下，切實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落實科學發展觀，保持價格基本穩定與經濟持續增長的良性循環，實現經濟又快又好地發展留下了許多有益啟示。

第一，把握宏觀調控目標和時機。要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江西處理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踐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把握宏觀調控目標和時機。宏觀調控目標是多重的，且在發展的不同時期是不同的，但最終的目標歸結為兩個：一是經濟增長，二是經濟穩定，主要是穩定價格。穩定價格與經濟增長并不是互相對立的，如果政策得當，是可以兼顧的；如果政策運用不當則可能轉化為一對矛盾。江西應當根據自身的具體發展階段及經濟運行狀況，平衡各種因素，以選擇自己的目標重點。目前江西還是一個經濟比較落后的省份，在經濟迫切需要發展的情況下，處理穩定價格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要以增長為主要目標。追求穩定價格很重要，也很必要，但不能損害經濟增長，不能出現穩定而不發展的局面。市場經濟運行的一大特點是帶有一定的滯后性，宏觀經濟政策變動要經過一定的傳導機制才能轉換成價格信號，而價格信號的變動需要通過風險和收益調整使微觀經濟主體作出反應，進而引起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的變動。因此，把握宏觀調控時機應注意采用預調節，增強宏觀調控政策的預見性，以政策的前瞻性來控制其效果的滯后性及政策作用的時間差。要善于吸取西方國家長時期積累的經驗和做法，對經濟周期采取超前性的逆調節，隨時注意對價格波動和經濟增長的削峰填谷，防止大起大落。宏觀調控還應把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整密切結合起來，既緩解資源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又緩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約束，為穩定價格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第二，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實現價格基本穩定的關鍵，經濟增長率過高或過低都會導致經濟與價格的不合理組合，從而影響經濟健康運行和價格穩定。經驗數據表明，江西現階段應以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和4%左右的價格上漲率為最佳配比區域。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一方面比較適應目前江西經濟仍是速度效益型的實際情況，有利于緩解就業壓力大、財政困難多、企業效益差等各方面矛盾；另一方面比較符合目前江西資源承負程度所限定的潛在增長率高限，不會給市場價格帶來過大上漲壓力，有利于促使價格漲幅保持在各方面都能承受的4%左右。當然，這種配比是以目前江西經濟發展方式、經濟體制狀況為背景的，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兩者的配比會有所降低。要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必須有適度的投資增長率。改革開放以來，江西固定資產投資年均遞增23%，國內生產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遞增9.9%，投資與經濟增長速度之比為2.3：1。在經濟發展方式還沒能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前提下，投資增長仍應快于經濟增長。在保持投資較快增長的同時，要解決影響經濟增長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障礙，把擴大內需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加就業有機結合起來，把保持經濟較快增長和深化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機結合起來，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著力解決最終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發揮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實現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拉動。

第三，始終堅持穩定價格的政策。價格工作要適應新時期價格運行趨勢的變化，把改善投資和消費環境、保持社會穩定作為最重要原則，始終堅持穩定價格的政策，繼續深化價格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格形成機制，大力整頓和規范市場價格秩序，努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經過多年的改革，目前江西市場價格機制已初步形成，但水、電、燃氣、交通、電信、醫療、教育等一些資源性和壟斷經營的重要商品和服務項目價格仍存在扭曲狀況，這些商品和服務項目的價格形成和管理機制還有待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要保持價格基本穩定，必須繼續深化價格改革，完善價格形成機制，努力實現價格監管的規范化、法制化和科學化；完善農村價格監督網絡，加強對涉農商品和服務價格收費的監管；加強對一些重大服務項目價格的管理和監控，謹慎把握調價時機和力度；加強對國際市場價格走勢的分析和預測，特別應加強對糧食、原油、煤炭、鋼鐵等重大產品和一些基礎原材料價格的監測，弱化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對江西經濟的影響。堅持堅持穩定價格的政策，并不是要使價格固定不變，而是要把價格波動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價格波動并不可怕，但其波動幅度不能高于經濟增長率和居民收入增長率。很多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都經歷過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如韓國經濟起飛時期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通貨膨脹率也很高。從1963年到1978年，韓國的經濟增長率年平均為9.7%；而通貨膨脹率卻高達17.7%(邱崇明,1998)。鑒于目前江西經濟運行環境變化，有必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并借鑒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標準，將0＜價格波動＜經濟增長率或居民收入增長率作為控制價格波動的合理區間。

第四，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力度。江西是一個農業大省，農產品價格不僅影響食品價格和價格總水平的變化，也是關系到農業生產穩定、農民收入增加、農村消費增長以及進一步促進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發展的重要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江西每次價格波動幾乎都與農產品價格上漲有關，如2007年居民消費價格波動主要是由糧食、豬肉價格領漲推動的。從歷史經驗看，只要農產品供應充裕，市場價格就比較穩定。因此，保持市場價格基本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必須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力度。因為解決三農問題，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可以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加農民收入；加快發展農村文化教育事業、加強農村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體系建設、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可以減輕農民負擔，改善農村消費環境，拉動農村消費，大大提高農村消費水平，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因此，各級政府應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減輕農民負擔，維持農產品價格合理水平，保證農民收入增長，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確保主要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和供應能力；鞏固、完善和落實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對農民種糧全面實施直接補貼，并切實加強化肥、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監管，防止因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侵蝕支農惠農政策給農民帶來的實惠。

第五，切實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高投入、高消耗的經濟發展方式，帶來的結果必然是資源供應的趨緊，資源價格的不斷上漲，容易形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隨著各種不可再生資源的逐步減少，這種發展方式帶來的問題會更趨嚴重。因此，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步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江西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和保持市場價格的基本穩定顯得十分必要與迫切。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實現市場機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建立一套確保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考核體系，尤其突出經濟和社會效益考核；加強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切實提高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江西要根據自身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資源緊缺的特點，摒棄片面追求高增長高速度的理念，依靠科技進步，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降低資源消耗，緩解發展過程中資源的“瓶頸”制約和基礎產品價格的上漲。

四、結束語

價格的適度上漲會刺激擴大社會再生產，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經濟增長可保證消費品供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價格上漲。在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主體多元化的背景下，經濟形勢越來越復雜，隨時可能發生一些不規律性的變化。要處理好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必須從實際出發，正確把握市場經濟規律，提高政府部門對市場調控的能力，規范調控行為，完善相關法規，建立起合法有效的調控機制。只要能將價格波動控制在合理的區間內，它就會對經濟增長起到支持與推動作用。衡量價格波動，不僅要考慮價格上漲幅度的高低，而且要考慮價格波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