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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嚴打到寬嚴相濟是我國近年來作出的關于基本刑事政策的重要調整。關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涵義，目前刑法理論界和實務部門不同程度地存在簡單化的傾向。筆者認為，正確理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科學含義，需要強調以下三點：

1、寬嚴相濟就是要根據犯罪的嚴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大小，實行區別對待，寬嚴有別。

對犯罪人實行區別對待、有寬有嚴，這是人們普遍認同的觀點。當今時代已經沒有人贊同對于同一種犯罪實行一律相同的處罰。問題是，究竟應當以什么為依據來實行區別對待？

從西方近代刑法學派爭論的角度看，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意義上的區別對待。一種是刑事古典學派所主張的區別對待。刑事古典學派提倡以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作為區別對待的根據，主張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或者提倡根據犯罪人的責任大小程度作區別對待，主張刑罰應當與行為人犯罪時的道義責任程度即罪過相適應。另一種區別對待是刑事實證學派提倡的區別對待。刑事實證學派主張根據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大小程度來實行區別對待，“應受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刑罰輕重的標準不再是犯罪行為而是行為人的個人情況。上述兩大學派的見解都是非常深刻的，對于制定科學合理的刑事政策均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但是雙方的理論都具有較大的片面性。當代刑事政策理論的主流是吸收兩大學派之所長，將雙方觀點加以調和與折中，形成所謂的綜合理論。基于這種考慮，筆者認為，應當將上述兩種意義上的區別對待結合起來，即適用刑罰時既要根據犯罪的嚴重程度實行區別對待，又要根據犯罪人的個人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從刑罰適用原則看，應當將罪刑相適應原則與刑罰個別化原則結合起來。對于有組織犯罪、黑惡勢力犯罪、嚴重暴力犯罪以及累犯、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犯罪后拒不悔改的犯罪人，應當依法從嚴制裁；對于輕微犯罪、過失犯罪、中止犯、從犯、脅從犯、防衛過當、避險過當以及偶犯、自首犯、立功犯、未成年人犯罪人、又聾又啞或者是盲人犯罪的，孕婦或哺乳期的婦女犯罪，嚴重疾病患者犯罪等，應當實行從寬處理。

2、寬嚴相濟就是要寬中有嚴，嚴中有寬，寬嚴適度，寬嚴互補，反對過于嚴厲或者過度寬大。

關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涵義，目前比較普遍的理解是：嚴，就是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嚴打”方針，集中力量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嚴重暴力犯罪以及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多發性犯罪必須嚴厲打擊，決不手軟。寬，就是要堅持區別對待，該寬則寬，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盡可能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依法從輕減輕甚至免除處罰，寬大處理。

筆者認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宜簡單地歸結為二元分離的“對嚴重犯罪從嚴，對輕微犯罪從寬”。寬緩與嚴厲兩方面應當彼此協調，有機結合，反對將二者割裂開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是指對于犯罪應當有寬有嚴，而且在寬與嚴之間還應當具有一定的平衡，互相銜接，形成良性互動，以避免寬嚴皆誤結果的發生。換言之，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語境中，既不能寬大無邊或嚴厲過苛，也不能時寬時嚴，寬嚴失當。在此，如何正確地把握寬和嚴的度以及如何使寬嚴形成互補，從而發揮刑罰最佳的預防犯罪的效果，確實是一門刑罰的藝術。

3、寬嚴相濟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兩極化刑事政策。

*世紀*代以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刑事政策所呈現出同時朝著“寬松的刑事政策”和“嚴厲的刑事政策”兩個不同方向發展的趨向。日本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刑事政策的兩極化，我國有專家將它概括為“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輕輕”就是對輕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過失犯等主觀惡性不重的犯罪，處罰更輕；“重重”就是對嚴重犯罪更多地適用嚴厲的刑罰，尤其是對暴力犯罪、恐怖犯罪、犯罪，一般是更多更長地運用監禁刑進行懲罰和隔離。

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目前倡導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西方國家的“輕輕重重”刑事政策的實質是一致的。有學者明確提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國際范圍內“重重輕輕”兩極化刑事政策的中國化。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1）我國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美國等部分西方國家的“輕輕重重”刑事政策的涵義極不相同，兩者不宜混為一談。“輕輕重重”刑事政策意味著對嚴重犯罪的處罰更重，對輕微犯罪的處罰更輕，刑罰分別向最重和最輕兩個極端發展。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2）美國1970年代以來的“輕輕重重”刑事政策有其特有的社會背景，并不適合于我國。“輕輕重重”的兩極化刑事政策是對功效被過分夸大的監獄矯正刑運動的調整和反彈，也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和體現。我國與西方國家現在處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國的刑事法制沒有經歷西方國家已經經歷的轟轟烈烈的矯正刑運動，所以兩極化刑事政策不是當代中國刑法改革所需要的“藥方”。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根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實行區別對待，寬嚴結合，寬中有嚴，嚴中有寬，寬嚴適度，防止和糾正刑罰畸輕畸重。總之，不宜將一些西方國家的“輕輕重重”刑事政策等同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而簡單地移植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