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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我國社會轉型時期，黨政領導干部如何轉變觀念、依法行政，是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的關鍵所在，對各級領導干部來說如何選擇十分重要。

黨的*提出，黨要堅持依法執政，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必須增強法制觀念，善于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不斷提高依法執政能力。這對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首先，依法執政意味著必須依法確認執政的根本，主張執政在民。法治的前提是民主，這樣的法治才是良法、善法。因此，依法執政必須強調民主的原則和民主的制度。從形式上看，通過民主而實現執政，這是世界政治文明的總趨勢，是執政黨的共性。但是，中國共產黨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它是通過革命而執掌政權的，因而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更習慣于為民作主的執政方式。這一執政方式的基本特點是所有的國家機關成為黨的執行機關，“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劉少奇早就指出了這種執政方式的危害性：“我們黨是國家的領導者，但是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該用黨的組織代替人民代表大會和群眾組織，使他們徒有虛名，而無其實。如果那樣做，就違反了人民民主制度，就會使我們耳目閉塞，脫離群眾，這是十分危險的。”執政能力的實質和關鍵是確認執政黨的歷史地位來源于人民的授權，其存在的目的是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因此，實現由黨“為民作主”向由廣大人民群眾的“由民作主”的轉變，這是依法執政的關鍵。

其次，依法執政意味著必須依法確認執政的內容，主張執政在政。在新的歷史時期，所謂執政在政，就是要確定執政的程序合法性。一是要區分“政”與“非政”。國家權力可以分成三個部分：設定規則的權力即決策權，執行規則的權力即執行權，監督規則的權力即監督權。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就是“政（政權）”的精確含義。這就是說，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參政黨，只有“政”才應該被其“執”、被其“參”。在不屬于“政”的有關領域中，執政黨和參政黨尤其是執政黨的職能應該有進有退。執政黨有關國家根本的職能應該強化、直接進行干預的職能應該弱化、應由社會和中介組織承擔的職能應該轉化。執政黨應該注重執政的控制力而不是控制面，轉變執政的內容。二是要區分“執政”與“參政”。應該依法確定哪些“政”應該被“執”、哪些“政”應該被“參”，應該依法確定執政和參政的權力制約關系。

第三，依法執政意味著必須依法確認執政的形式，主張執政在法、依法執政。中國共產黨是經過不斷的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權力高度集中是當時的惟一選擇。在成為執政黨后，由于當時的國際環境，由于極左思潮的巨大影響，中國共產黨沒有及時實現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觀念轉變。《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作了總結：“我們沒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因此，執政在法的含義是：在執政黨黨內的關系上，其自身的活動必須制度化；在執政黨與國家的關系上，強調執政行為必須法治化，即強調執政黨自身必須尊重和遵守法律，不能高踞于法律之上，在程序上嚴格依法辦事。在新的歷史時期，憲法和法律應該成為執政黨執政的主要依據。就后者而言，所謂依法執政，主要是指：黨在國家中的執政地位來源于國家的憲法和法律；黨在國家中的執政方式必須符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黨在國家中的各種活動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

總之，依法執政，就是黨要緊緊抓住制度建設這個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的重要環節，堅持依法治國，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領導方式，在五十八年的執政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執政方式，包括領導制度和工作制度等。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黨所肩負的歷史任務、黨自身的狀況等都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總結過去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方面的經驗教訓，不斷改革、不斷創新、不斷完善，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的重要思想。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提出要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明確提出了堅持依法執政、不斷提高執政能力的思想。這反映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對黨的執政活動的內在要求。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正是基于我們黨的歷史方位所發生的變化，在總結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從完成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任務出發，明確提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

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堅持依法執政，不斷提高黨的依法執政的能力和水平，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把依法執政這一黨執政的基本方式落到實處，就要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要使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牢固樹立法制觀念，堅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要督促、支持和保證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各項工作，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要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支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提高司法隊伍素質，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和保障；要以保證司法公正為目標，逐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制保障。

通過以上關于依法執政理論層面的理解證明，依法執政就是黨政領導干部的必然選擇。下面讓我們用兩個實際案例來分析和檢驗依法執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是彭水詩案。2006年9月，重慶市彭水縣教委借調干部秦中飛，因一則針砭時弊的短信詩詞失去了自由，涉嫌誹謗被刑拘，繼而被逮捕。經輿論關注，秦中飛命運隨后出現逆轉，關押29天后被“取保候審”，再過25天，該案被認定為錯案，秦中飛無罪，并獲得了國家賠償。這起案件被輿論稱為“彭水詩案”。“彭水詩案”中秦中飛為何會獲得國家賠償，國家機關又錯在哪兒？據悉，有關方面組成調查組調查后認定，這是一起政法部門不依法辦案、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的案件。

首先，若以“言論的真實性”作為衡量秦中飛是否構成誹謗罪的標準，這里的“真實性”并不是要求言論者的每一個字詞都準確無誤地與“事實”完全相符，而是只要基本的、主要的情節與“事實”沒有大的出入即可。并且，這里的“真實性”并不排除言論者在基本事實可靠的基礎上所使用的“夸張”、“比喻”等修辭手法。

其次，即使法院認定秦中飛所發短信的內容與事實不符，也未必就可以裁決其構成了誹謗罪。因為此案中被指誹謗的對象是特殊人物，即政府官員。即使是公民對政府的批評不符合事實，也不構成誹謗罪，公民對政府官員的批評并不以“真實性”作為衡量其是否構成誹謗罪之準則。一個有效的、有作為的政府，如果認為公民批評得恰當，那么就應該及時糾正自己的不當行為；如果認為公民批評得不當，那么就應該及時出來釋疑，而不是通過暴力手段將公民拘捕。對于秦中飛的指控必須嚴格遵守誹謗罪的界限，否則便構成對其憲法上的言論自由的侵犯。

按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誹謗案屬于刑事自訴案件，即是不經過公安和檢察機關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案件。而侵犯名譽權，則屬于民事案件。即便認為秦中飛涉嫌“誹謗罪”，首當其沖站出來聲討秦中飛的也不應是公安機關，而應該由“被誹謗者”提起法律訴訟，在法庭上明斷是非。

所以說，這是一起政法部門不依法辦案，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機關介入，源于彭水縣黨政領導指示，后來對嫌疑人的處理，則是迎合黨政領導意志。2006年12月8日，重慶市委組織部已經免去藍慶華彭水自治縣縣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二是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的“最牛釘子戶”事件。位于重慶市主城九龍坡區繁華地帶的一個危舊房改造項目工地中，二百八十戶拆遷房屋已搬遷，僅剩一戶未搬遷。三年多來這里孤獨地聳立著一棟二層小樓，小樓周圍已向下挖空數米。這座像“孤島”一樣的小樓照片在今年三月流傳開來，被網友稱為重慶甚至中國歷史上“最牛的釘子戶”。據了解，夫婦倆要求開發商在原位置給其安置一套面積相同的房子，開發商未答應，并向當地拆遷主管部門提出行政裁定。后雙方協商未果，主管部門向重慶市九龍坡區法院提出司法強拆的申請，法院作出楊武夫婦限期自行搬遷的裁定。2007年3月30日下午，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法院就“九龍坡區房地產管理局申請執行楊武強制拆遷案”的執行情況，在此間召開情況通報會宣布，責令被執行人楊武在4月10日前自動搬遷，屆時若仍不履行，法院將擇期實施強制執行。2007年4月2日，“釘子戶”已被撤除，這一事件終于畫上了句號。

本案之所以出現各方都認為自己合法而爭執不下的局面，是一個法律理念問題，同時是以人為本，依法執政的指導思想沒有落實的問題，而決不是法律本身的困惑。另一方面有上下位法律自身不應有的沖突問題，更有對法律的誤讀。無論如何，在物權法千辛萬苦得以出臺的今天，強拆不可取。法律經典名言有如此說法，“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如同“磨坊”，從經濟上算，拆一萬次也應該，從民族的法治與民主進程考量，則是千萬不能強制拆除！當重慶以外的中國和境外媒體都在眾聲喧囂于“孤屋物權”的時候，當地政府事實上是兩難的，它陷入了如何扮演好政府在介入這類民眾與開發商糾紛時的角色、如何界定所謂公共利益的領域和范圍、如何在中國現實政治法律條件下既堅持合法原則、又不傷害個體、也不傷害自身形象地解決問題的多重困境。這個困境其實對老百姓是可喜的：一是相對弱勢者的物權得到了話語表達；二是政府沒有輕率地在私人物權與公共利益上武斷表態；三是中國法律界、媒體、知識分子、社會公眾等都在這場博弈中完成了一次物權的自我教育與全面普及。

雖然這個被媒體稱為“史上最牛釘子戶”，最后在當地法院的主持下與拆遷方最終達成協議，但是它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意義卻是深遠的。“釘子戶”事件的最終和解，“釘子戶”楊氏夫婦是得益者。基于楊氏夫婦的自愿簽名，使拆遷方向楊氏夫婦作出了利益讓步，同時也表明楊氏夫婦的靈活態度。顯然，這種讓步和靈活處理都是理性的結果；“釘子戶”事件的最終和解，拆遷人也是獲益者。據有關報道，此前由于該“釘子戶”的存在，拆遷人不能順利進行建設，光利息損失每天就達6萬元。拆遷協議達成后，拆遷人可以順利施工，既避免利息損失，也能節省時間。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和解，避免了強制拆遷行為，也平抑了與“釘子戶”之間的情緒對立，促進了當地社會的和諧；“釘子戶”事件的最終和解，亦體現了當地政府和司法機關的理性。這一次，重慶市九龍坡區政府和基層法院都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理性，沒有利用手中的強制權一硬到底，而是以積極斡旋、召開新聞會等方式對社會的關注進行正面回應。這樣的態度讓人們感到一種誠意和對公眾的尊重。因此，這一和解避免了最后可能發生的強制拆遷沖突甚至悲劇。這是當地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基于最大理性的結果，是以人為本，依法執政的指導思想具體實踐的結果，事件的最終和平解決，是一個多贏的結局。

我們通過對“彭水詩案”與“最牛釘子戶”這兩個典型案例對比比較分析，可以看出黨政領導干部在處理具體行政事務時依法執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處理“最牛釘子戶”的有關領導按照“彭水詩案”中的領導那樣不依法辦案，甚至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那么“最牛釘子戶”事件無疑將會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結果，至少將會在社會各界激起強烈的反響。

總書記指出，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是前提，是新形勢新任務對我們黨領導人民更好地治國理政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切實增強法制觀念，帶頭學法守法，在全黨全社會營造依法執政、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良好氛圍。

目前，我國社會正處于一個轉型時期，人治社會應當逐步向法治社會過渡，而這種過渡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依法執政的實現程度。實踐證明，我們黨政領導干部既然選擇了依法執政這個執政前提，那么實行依法執政，保障決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才能避免首長負責制下產生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實行依法執政，才能避免和減少各種行政違法行為及由此給公民、法人造成的損失，并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緊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堅持依法辦事。我們要善于運用法律手段促進經濟的繁榮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因此我們說，依法執政，是黨政領導干部在處理行政事務中的必然選擇。作為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和研究，不斷解決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實踐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努力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回答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提出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更好地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