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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七大以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承和發展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寧波市委、市政府認真貫徹科學發展思想，先后作出了“建設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六大聯動”、“六大提升”、“將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全面推向新階段”等一系列事關寧波科學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走出了一條富有鮮明寧波特色、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發展之路。

為了系統總結寧波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理性應對當前寧波發展所遇到的新問題，去年，市社會科學院組織有關專家開展了“科學發展觀在寧波的實踐系列研究”，對十七大以來寧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作了系統、全面、深入的研究。最近，其研究成果，由市社科院院長謝永康主編的“科學發展觀在寧波的實踐系列叢書”（共六本），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期“學苑”約請參與叢書編撰的6位專家，從六個方面對科學發展觀在寧波的實踐作理論概括

建設和諧社會，是中國人民千百年來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望。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關鍵階段，面對社會組織形式、就業結構、社會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社會更加和諧”的奮斗目標，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決定，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行了全面部署，反映了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

地處浙東的寧波，除了傳承“和實生物，同則不濟”、“君子和而不同”等中華民族“和合”文化思想的滋養外，土生土長的浙東文化如明中葉的王陽明和明末清初黃宗羲的和諧理念、以及在長期經商過程中形成的誠實守信為本、公正和睦為用的“寧波幫”商貿文化等，對和諧寧波建設具有悠遠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市在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取得了較大的成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講信用增活力，構建政府服務新模式。改革開放以來，寧波對政府職能進行改革，努力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和“信用政府”，目前已形成了以行政服務中心（集中服務平臺）、招投標中心（陽光工程平臺）、“***”投訴中心、“***”、政府采購中心為主要載體的經濟發展服務平臺。政府在整合功能、改革審批、完善法制中，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高效、規范、便捷的服務。

2、扶弱勢重公平，建立社會結構新體系。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成員由于職業、教育、收入等不同產生了一定的分化，我市由于注意社會分配機制的合理性，重視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及和諧的勞動關系體系建設，特別是重視保護外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努力促進外來人口的社會融入，使社會的各階層之間的相互關系總體上比較融洽、社會矛盾比較平和。

3、強社區求自治，夯實基層民主新基礎。積極適應“單位人”向“社會人”的過渡以及“強政府弱社會”向“小政府大社會”的過渡。我市在社區建設中以民主管理為重點，不斷推進和強化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以服務居民為重點，不斷拓展和提升社區服務水平；以文明社區創建為抓手，積極推進精神文明建設；以穩定為基礎，扎實推進“平安社區”建設；以提高素質為重點，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使城鄉社區發揮了平衡多元利益、化解各種矛盾、促進民主參與等作用。

4、共建設同享受，邁上社會事業發展新臺階。黨的十七大以來，我市把構建“和諧寧波”作為長期的歷史任務和重大的現實課題。教育優先發展戰略進一步加強，文化大市建設步伐加快，衛生資源配置不斷改善，體育事業全面發展，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同時又通過“解難創優、愛心幫扶”活動，深入開展“解難創優”等為民辦實事活動，使寧波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了良好基礎。

5、環境友好資源節約，再奏人與自然和諧新樂章。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寧波經濟發展與資源不足、工業發展與環境污染、農業發展與生態平衡等矛盾凸顯出來。市委、市政府積極推進“生態城市”建設，實施“藍天、碧水、綠色、潔靜”四大工程，在企業中建立了“3＋1”循環經濟模式，在農村建立農業循環經濟經營模式，節能減排，留住了青山綠水，最大限度地促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通過對寧波和諧社會建設現狀的考察，我們認為，在創新中共建，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再激發創新共建的積極性，這是對寧波社會發展的真實寫照；而堅持科學發展，以和諧促發展，共建和諧社會，建和諧不忘科學發展，以發展創和諧，是寧波在建設和諧社會中走在前列的實踐路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的成果讓人民共享，則體現了和諧寧波建設的本質。同時應清醒地看到，我市發展中還存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足、增長方式還屬外延性粗放性、經濟與社會發展不盡協調等許多矛盾，今后要深入推進“六大聯動”、努力實現“六大提升”，在更新更高的基點上堅持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社會。

近幾年來，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寧波城市經濟活力迸發，集聚力與輻射力不斷增強，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就。在中國社科院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寧波城市綜合競爭力*年、*年位居第8，*—*連續三年位列第6，在我國城市經濟實力、大陸最佳商業城市等排名中也躋身十強。城市經濟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處于核心地位，寧波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城市經濟的積極轉型與提升。

一、內修根本，奠定騰飛之基。從“科教興市”到“六大聯動”，再到“六大提升”，寧波市委、市政府近年來的一系列科學決策，使城市經濟的發展方向清晰、工作穩健、基礎扎實；二、精準定位，謀建國際港城。改革開放以來，我市從最初的“工業城市”逐步向“綜合型城市”轉變，城市經濟功能定位進行了多次調校，*年定位為“我國東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長三角南翼經濟中心、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使寧波城市的功能靶心日益校準，城市經濟發展的戰略重心日益明確；三、突出重點，優化經濟結構。寧波城市經濟呈現蓬勃生機，“寧波活力”廣為稱頌；四、優化組合，布局經濟空間。以外延擴展為形式、產業空間為載體、城市功能調整為動力，寧波城市經濟空間布局有序漸變，日趨優化合理；五、生態集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人口快速集聚、產業快速發展、產業結構趨于重化的背景下，我市的土地、水、電等資源約束明顯，市政府通過規劃控制、體制機制改革，利用土地“招、拍、掛”、峰谷分時電價、階梯式水價等舉措，有效推動了資源的集約利用、循環利用；六、多輪驅動，匯聚強大發展動力。港口經濟和民營經濟是寧波城市經濟發展的兩大傳統主驅動力，而以會展業、旅游業、創意產業等為主的“新經濟”則成為新動力，并有愈來愈強的趨勢，寧波城市經濟發展的“多輪驅動”日益明顯。

經過多年遵循科學發展觀的實踐與創新發展，城市經濟發展的“寧波模式”已然形成，概括其特點，主要是三點：

一是兼收并蓄，青出于藍。寧波的騰飛之路既不同于溫州的全體民營模式，也不同于“新蘇南模式”的“兩頭在外”，更不同于青島經濟的國有成份獨強，而是一種獨特的混合模式，正是這種混合模式造就了寧波活力；二是積極探索，破除障礙。在國有集體企業改制成股份制企業過程中，以最高的市場化程度、最大的決策自由度催發企業活力，積極探索，推進制度創新，消除體制障礙，提出了“五不限”，即不限經濟成份，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經營范圍、不限組織形式、不限從業人員，使民營經濟脫穎而出，并有效帶動了各種所有制經濟共生共榮；三是立足“寧波創造”，矢志民族經濟。原生的、以塊經濟為特色、以內聯外銷為主的民族經濟活力日顯，使民族產業得以壯大。

十七大以來，我市努力踐行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在完善地方立法、建設法治政府、強化司法公正、加強基層民主法治建設、強化民眾法治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礎。

富有港城特色的地方立法。我市的地方立法建設體現為“六個結合”：堅持法治統一與地方特色相結合，凸顯創制性立法；堅持立法決策與服務大局相結合，注重立法與黨的領導一致性；堅持重點立法與重大決策相結合，保證立法與政策的一致性；堅持民主立法與科學立法相結合，保證立法為民本質；堅持提高水平與完善制度相結合，保證執政能力的提高；強化服務功能與機制創新相結合，切實發揮人大代表作用。

高效務實的法治政府建設。我市在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中，堅持法制統一與地方自主創新相結合，堅持黨政引導與社會推進相協調，推動法治政府建設全面有序進展。

“實體”與“程序”、“質量”與“效率”并重的司法公正建設。

強化制度特色的寧波法治監督。經過多年真抓實干和努力探索，我市的法治監督無論在權力監督還是在權利監督方面，都取得不斷深化的可喜成績，為我市進一步構建完善的法治監督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五、建構“普治并舉”的法治教育格局。我市通過法制宣傳教育，初步實現了從法律知識的普及向提高以領導干部為重點的全民法律素質的轉變，從單一普法向全面推進依法治理實踐的轉變，從黨政的法治建設推進向民眾法治文化建構的轉變，一個具有時代特征、中國特色、寧波特點的濃厚的法治文化氛圍正在逐步形成。

六、“民眾推進”的基層民主法治建設。我市重視基層民主法治建設，通過開展創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依法治理試點工作等活動，切實維護和擴大群眾的民主權益，進一步健全民主制度，豐富基層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在基層民主法治建設方面走出了一條有特色的法治建設之路。

建設創新型城市是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是市委、市政府實踐科學發展觀、貫徹省委“八八戰略”的集中體現。圍繞新時期發展目標，抓住科技、產業、教育、文化、制度五個重點環節，著力搞好五個方面創新，并協調推進，是寧波建設創新型城市的重要經驗。

科技創新是城市發展的先導性因素，是寧波建設創新型城市的牽引力。自*年市委、市政府實施“科教興市”一號工程以來，我市科技創新已取得了重要成果，科技創新實現了新跨越。順應世界科技發展潮流，立足于寧波實際，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突出五個重點（改造傳統產業、構建科技創新體系、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改善科技政策環境、推動科技合作），大力推進科技創新，這是寧波科技創新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基本經驗；強化各類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主體地位，真正實現從“寧波制造”到“寧波創造”的轉變，這是我市科技創新貫徹科學發展觀的一條重要經驗。

產業創新不僅僅是提升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手段，而且還是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載體，是寧波建設創新型城市的驅動力。我市產業創新起步早，發展迅速，至今已積累起豐富的經驗。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市依托塊狀特色經濟，通過打造三大產業集群（傳統優勢產業集群、臨港工業集群、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極大地提高了寧波產業集群的創新能力；同時，深入實施品牌戰略，打造“品牌之都”，實現從“貼牌經濟”到“品牌經濟”轉變，以此推進產業創新。

教育創新是創新型城市建設的支撐力。十七大以來，我市通過深化綜合改革，探索城市教育新體制，實現教育規模、社區教育、辦學體制、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等新突破，構建服務型教育體系，培養服務城市發展的新能力，為創新型城市建設提供強有力支撐；通過深入實施“人才強市”戰略，構筑創新型人才開放港、自由港、創業港，為創新型城市建設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

文化創新不僅僅是創新型城市的重要特征，而且還是創新型城市建設的原動力。寧波作為歷史文化名城，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和文化資源，深入挖掘歷史文化內涵，推陳出新，是我市文化創新的一大特色；弘揚“誠信、務實、開放、創新”的寧波城市精神，培育全社會創新意識，為創新型城市建設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制度創新既是創新型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內容，也是創新型城市建設的保障力。新世紀新階段，我市以建設“法治政府”、“陽光政府”、“服務政府”、“效能政府”為目標，大力推進制度創新，使制度創新繼續走在前列。寧波的制度創新幾乎涉及各個領域，不少是在全國率先探索，如“*****”服務中心，社區直選、力邦模式等等。我市制度創新的基本經驗，就是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觀念創新、戰略創新推進制度創新，以制度創新推動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文化創新，從而進入更高層次的創新循環。

從世界各國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來看，執政黨的執政能力高低，不僅關系其執政地位能否鞏固，更關系到其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而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又是在不斷總結過去執政經驗的基礎上提高的。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市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發展大大高于全國和浙江省平均水平，很多方面走在全國前列，這無疑表明我市各級黨委在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方面已經積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功經驗。其主要啟示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提出適合時勢的戰略主張。執政黨要肩負起富民強國的使命，必須科學地制定和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是黨執政的首要問題。同樣，一個地方黨委要凝聚力量、萬眾一心，關鍵問題要在不同階段亮出旗幟鮮明的適合時勢的戰略主張，這是對變革時代的回應，對人民群眾期待的回應。寧波市委正是遵循著這樣一種思路，高度重視戰略思路的研究，在不同時期對寧波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進行了積極探索，亮出了旗幟鮮明的戰略主張，如“以港興市，以市促港”、“科教興市”，“六大聯動”和“六大提升”等。

二、保持與時俱進的思想觀念。思想觀念決定著人們的價值判斷和行為取向，極大地影響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是否具有與時俱進的思想觀念，對一個地方的發展影響極大。寧波市委在發展思想上，堅持好與快相統一，做到質量與速度兩個輪子一起轉，緊緊抓住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這個著力點，既注重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更致力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努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在發展動力上，堅持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發展方式上，堅持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相同步。

三、履行發展為先的執政使命。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多年來，寧波市委高揚發展的旗幟，始終用發展來贏得人民群眾對黨的信心，緊緊抓住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堅持發展第一要務，千方百計做大“蛋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全市綜合實力實現整體躍升。

四、牢記以民為本的執政宗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執政理念的核心和根本價值取向，能否堅持這一執政理念，是檢驗一個地方黨委是否具有先進性的試金石。寧波市委堅持以人為本，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扎實開展“解難創優”和“走進矛盾、破解難題”活動，著力破解階段性、局部性問題，努力破解事關群眾根本利益、涉及全局和影響長遠的難題，努力使改革發展成果惠及全市人民。

五、堅持繼承創新的黨建理念。創新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的動力，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不斷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形勢、新任務、新需要的必然路徑。幾年來，寧波市委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積極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充分發揮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和其他方面的職能作用，支持各方各司其職、步調一致地開展工作，形成了圍繞核心、團結統一的良好局面。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在我國總體上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的社會發展階段后，中央統攬全局、著眼長遠作出的重大決策，對于從根本上破解我國的“三農”問題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近幾年來，作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我市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充分利用自身經濟發達、政府財力雄厚、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高的良好條件，積極實施城鄉聯動的發展戰略，通過市域統籌的路徑，對市域內城鄉生產要素、基礎設施、體制機制等資源進行有機整合，有力地推動了全市農村經濟、農村社區、農村治理結構和農民的轉型，初步實現了城鄉之間的有效整合，新農村建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走出了一條通過市域統籌與整合來推動新農村建設的新路子，為其他地區的新農村建設提供了良好的路徑示范和經驗借鑒。

首先，通過發展現代農業、村企結對共建新農村等有效路徑，我市農村經濟得以科學轉型和快速發展，進一步拓寬了農民增收的空間和渠道，促進了農民增收機制的創新。我市已在農戶兼業經營模式、城鄉結合部收入結構模式等農民增收模式的基礎上，拓展出了一個涵蓋勞務經濟、股份經濟、租賃經濟、保障經濟、創業經濟的“五型”經濟增收新路子，從而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快速增加，有效地破解農民增收緩慢的難題；其次，通過對村容村貌的有效整治、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合理優化、農村社區管理模式的科學變革，我市農村社區實現了空間、功能與管理的全面轉型，傳統的農村村落逐漸轉變成為了現代的新型社區；第三，通過農村綜合改革、土地流轉制度改革、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化，我市農村的治理結構得以科學轉型，形成了有利于城鄉統籌發展的體制機制，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制度基礎；第四，通過農村土地征用制度、戶籍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社區以及集體資產管理制度的革新，我市的農民市民化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

由此可見，通過市域統籌和整合城鄉發展的路徑，我市不僅探究出了影響經濟增長的組織和制度因素，而且初步構建起了社會可持續發展和自由擴展的制度安排，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之間營造起了和諧的互動機制，從根本上逐步改變了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弱勢狀況，在業已分化的城鄉差別的基礎上重新構造起了城市與鄉村的有機聯系和統一性，市域內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因此呈現出了城鄉規劃同步實施、城鄉產業同步提升、居民收入同步提高、社會保障同步推進、生活環境同步改善、社會事業同步發展的良好態勢。當然，新農村建設作為一個內涵豐富、十分嶄新的理論和實踐命題，對它理論上的理解和實踐中的探索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與時俱進。因此，我市新農村建設不能僅僅拘泥于現有的實踐基礎，而必須不斷深化相關改革，進行持之以恒的體制、機制創新，只有這樣才能賦予我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生生不息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