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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人們在復雜的矛盾沖突帶來的教訓中有所進步，知道中國的問題原來不是所謂的農業問題，而是以農民問題為主的“三農”問題。這當然令人欣慰。但是，最近參與“三農”問題討論的人們一般還都習慣于約定俗成地根據經濟科學所規范的學術語境提出政策意見。有些比較激進的甚至對家庭承包制也予以否定。根據十多年在農村調研中得到的粗淺的感性認識，我試圖藉此文提出假設：無論計劃還是市場，當這些外來制度面對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傳統小農經濟時，都有交易費用過高的問題；因此才需要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由此引申出的另一個相關假設則是：無論集權或是民主，當這些政治制度面對高度分散的小農村社制的社會基礎時，也都由于交易費用過高而難以有效治理；因此才需要重建以社區自治為主的農村管理體制。也許，正是這兩個問題沒有被正確認識，也沒有來得及討論解決辦法，中國的三農問題才面臨“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雙重困境。 一、市場為什么失靈

因為知識有限，我只能從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這三要素的配置入手進行討論：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農村，第一要素是土地。而在我國農村，土地事實上是在不斷減少，并且人口在不斷增長，就產生了兩個現實問題：

其一是土地面積減少使之成為高度稀缺資源，要素的稀缺性決定價格，越是稀缺、其價格就越高；并且，越是稀缺資源，私有化的制度成本也越高。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在我國又天然地與傳統村社的血緣地緣關系結合，就導致土地產權客觀上以社區為邊界。

其二是任何多少從事過農村政策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土地“雙重功能”。這形成于一般發達國家難以見到的“政府退出”。亦即：農村自發大包干使得政府賴以提取農業剩余的集體化制度解體時，政府的理性選擇是“退出”，從此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和農村公共開支，而轉由耕地來承擔；并且隨人均面積不斷下降，必然使耕地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這種公共品職能為主。這也是我國農地的社區所有制的成因之一。

在以上兩個限制性條件約束下，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村社所有、家庭承包制度，這個制度在20年改革過程中不斷修訂和完善，最后被1998年中央的十五屆三中全會的“跨世紀的文件”確立為“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由此決定了農村土地既不能實現完全個人意義上的私有化，也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產資料來完全地交給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

第二個要素是勞動力。農業人口和農村勞動力的嚴重過剩，本來不是建國以來才有的現象，而是宋明以來的長期問題。但中國在100年的近現代史上追求重工業導向的工業化，必然造成城鄉二元結構，則是今天的人們面對的最起障礙作用的基本體制矛盾。在其約束下，農村剩余人口和勞動力不可能大規模轉移，又進一步使得城鄉差別不斷擴大。到2000年，僅中國農村就有五億勞動年齡人口，加上不列入統計的“半勞動力”估計有六億以上。而農業僅僅需要一億多，至少有三、四個億勞動力需要轉移！

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得不順暢，甚至回流農業，再加上土地不斷減少，那么農業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只能遞減到零以下。盡管農業的勞動力投入產出比已經連續4年是負值，但勞動力投入仍然不可能減少，農民作為勞動力的擁有者只能被迫減少勞動時間（一般每年的農業勞動少于100天），但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吃飯，不消費，結果是一個活勞動的基本生活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過程，都得由土地產出來保證（假如他沒有外出打工的話）。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實際上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資源嚴重短缺的地方，農業甚至不能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

第三個要素是資金。在上述情況下，作為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入不了農業領域，因為資金所有者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

與之相應出現的兩個情況是：一方面，農戶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是負效益的，這已經導致農業資金每年至少凈流出幾千個億；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銀行，也不可能向高度分散、從事高風險生產的小農，提供既難以審查監督、又無利可圖的小額信用服務。這種官方金融從農業和農村經濟領域的“退出”，又導致農村出現大面積的高利貸，我自1988年以來從事農民合作金融研究，逐漸理解了政府金融退出小農經濟的客觀必然性；去年開展的15個省民間信用調查，則進一步揭示了高利貸占領農村的普遍性和歷史比較意義。

上述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和常識性的。由此可以認為，一般性地談市場經濟的ABC，對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意義不大。按說我們是最早提出農村改革的市場經濟取向的，那是在十多年前，面上的提法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但是，人們需要“與時俱進”，因為“情況是在不斷變化的”。以現在這樣的國情矛盾和體制矛盾制約，怎么做才能實現“農業”的市場化？

以上分析已經說明，在中國農村，最基本的“三要素”現在還沒有條件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

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假如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跟不上，人們憧憬的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農村中如何體現？人們約定俗成的市場話語在農民群體邊緣化、農村經濟凋敝和農業難以可持續的語境中，已經變得很尷尬。而我們現在強調的這些似是而非的政策討論，又有多少在這樣的三農問題上是不尷尬的？

了解中國改革“前史”的人還應該知道，其實在過去的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中，農業也從來就不是一種符合計劃經濟特征的生產，因此才有所謂“改造農民”的問題。

另外應該注意的是，人們對農村改革的認識過于意識形態化，很多學者既反感宣傳，卻又把宣傳的東西真地當作事實、并且引證為分析依據，于是，當人們不假思索地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已經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話語作為立論前提的時候，對現實中的三農問題也就失去了解釋力。

上個世紀80年代搞農村政策的人，曾經提出過一個實事求是的判斷：大包干所解決的問題，遠不如它引發的問題多；所以才要深化改革。長期以來，由于各種原因，我們對當年的政策過程難以作解釋，更不愿意參與爭論，任由學術界對農村問題“貼標簽”，于是許多人以為大包干就等于土地私有化和市場經濟?？蓪嶋H上，無論是已經被當作萬惡之源的“計劃經濟”，還是被認為具有“普適性”的市場經濟，顯然都無法根本解決與分散小農的交易費用過高的問題。

二、政府為什么失靈

政府對三農問題十分重視，而且從各種文件的強調程度看，是越來越重視。

但是，由于政府所屬涉農部門在農業收益不斷下降的情況下，由于自身的部門體制局限而不可能自覺地認識到問題的實質，于是，只能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樣不斷強化壟斷體制。盡管這種壟斷

可以憑借政府行政權利參與對小農經濟的剝奪，但由于這些部門同樣難以解決與9億農民之間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因此，即使在個別、短期上似乎可以借政府名義為部門牟利，也難免在使農民現金收入下降導致的生產投資能力不斷下降的互動中，最終演化出與其意圖相反的結果。

就這樣，潛移默化地，恰恰就是現行部門壟斷體制本身，導致政府提出的各項支農政策失靈。舉例如下：

例一，“依靠技術創新，提高農業效益”。

這個一向不容置疑的提法，有兩個被有意無意繞開的問題：

一是，一般情況下我們遵循西方的技術路線搞的科技成果，大都是技術替代勞動，這使得被專家們在實驗室里欣賞的、得到各種獎狀的科學技術成果，因為與我國的國情不符而導致其應用率和所謂“技術進步”的貢獻率難以提高。然而，專家學者們不知自我反省，卻反過來抱怨農村的技術推廣困難，并且，一方面要求政府再進一步增加科技投入，另一方面甚至要求重新恢復計劃體制下才有效的、財政撥款的科技體系。

二是，任何一項技術都需要前期成本，改革前這些前期成本由國家支付，現在誰來付？正因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識產權，所以人們講知識產權保護，亦即，技術是要拿來賣的。但是，在我國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哪個兼業化的小農戶能夠成為這種技術和投入的載體？

例二，提高產業層次，靠“產業化”解決農業的出路。

當然，這是一個靠提高外部規模解決小農經濟問題的似乎很合理的政策思路。但要真正落實，也需要考慮兩個問題：

首先，在我國農業主要投入品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等，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領域基本上被壟斷了，而任何可以憑借壟斷地位獲取超額利潤的部門都會堅持、并且加強原有制度，當大部分涉農經濟領域幾乎都是被政府部門下伸的單位壟斷、并且必然憑借加強壟斷來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民只能在農業生產中活動能產生利潤嗎？如果不能，農民怎樣搞產業化？

其次，如果農業產業化是農村外部的企業搞，那么，產業化的實質就是“工商業資本進入農業”。在市場經濟的制度框架下，僅僅憑借政府號召或者文件，就能把那些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第一目標的工商企業，與負效益的農業結合起來嗎？再說，搞產業化經營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產生利潤的農業領域從事生產經營，組織成本從何而來？

例三，強調“農業投入政策”。

用政策性的政府資金來加強農業投資的說法很常見，也毋庸置疑。但如果有機會下鄉，人們就會了解到情況并不那么樂觀。且不說政府增加的投入只是杯水車薪，投入并不能增加產出效益，就算政府真打算投，相對于2億多由于兼業化經營而普遍需要資金的農戶，政府資金到底應該投給誰，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符合政府投資要求的農戶？

從我們在基層調查的情況看，事實上，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結果是：一方面是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為部門收益和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另一方面，最近10年農業成本平均每年增加10％，而農產品價格連續4年低迷，投入越增加，反而使得農業的負效益更嚴重。

三、幾個具體問題的認識誤區

當前第一個值得討論的認識誤區還是土地私有化。

80年代我們搞土地制度研究的時候，并不比現在的人們聰明。那時我們出過一本專題討論土地制度的書，書名是我建議的，定為《產權、流轉、規?！贰Ｄ菚r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人都認同這種邏輯：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流轉，就能成規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實現規模經營，農業就能夠參與國際競爭。

好在，我比別人更有條件多下農村。于是，帶著這個邏輯我們去農村基層開展試驗，經過10年試驗之后，我這個認真搞基層操作的試驗員才終于明白，這個道理看上去邏輯完整，實際上似是而非?？上?，今天的人們，尤其那些坐在書齋里的人們，還在繼續唱著我們“昨天的歌謠”。

中國水土資源都嚴重缺乏，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于0.8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畝。這些地方的農村土地已經基本上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私有化？那些人均耕地面積多于一畝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嚴重，旱魔肆虐，經常是數以千萬畝的土地受旱，因此，盡管那些地方土地資源相對寬松，但水資源缺乏導致產出率低，耕地的社會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沒有條件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濟。因此，中國農業事實上不可能依靠提高土地的規模來參與國際競爭。這些所謂照搬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考量中國農業問題的思路，在目前我們這樣的資源環境中都要碰壁。

其實，在我國現行的社區所有制的土地制度條件下，很多地方都有通過“反租倒包”、“承租返包”等租賃形式形成的土地規模經營；也有通過“土地股份合作制”搞的市場化土地流轉。但令人遺憾的卻是那些學者們，他們對這些農村基層干部群眾的偉大創造似乎興趣不大，有的甚至批評為“非驢非馬”；我實在想不明白的是，為什么非要農民按照洋人書本上的理論做他們才滿意呢？

近年來尤其值得重視的趨勢性問題是，在農業收益過低和農民負擔過重的壓力下，農村土地出現大面積棄耕，上億農民流入城市，客觀上造成企業以各種方式征占農民土地的歷史機會。有些教授對此作出簡單判斷，全面肯定土地大規模兼并集中的市場化意義，并且以此證明農地私有化的現實性。盡管在鼓勵工商業資本介入農業這種產業化的政策導向下，這在某些地方可能是難以遏止的趨勢；但從歷史教訓的對比看，我們之所以至今還沒有出現循環往復的以土地為中心的農民革命，也主要在于中央反復強調并且落實了基本制度30年不變的政治承諾。據此，億萬農民仍然相信中央政府。否則，人們無論如何作不出樂觀的前景分析。

第二個認識上的誤區是把美國的現代化農場與我國做簡單類比。

在很多學術場合，那些去過美國的官員和學者都喜歡舉美國農業的經驗來教育我們這些埋頭在基層搞調研的人。可這種證明美國多么先進、中國多么落后的比較，真地就那么有比較意義嗎？

了解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歷程的人們其實都可以先作個比較：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沒有像西方那樣大規模對外殖民，例如英國就有3千萬人口移民到美洲和澳洲。中國基本上依靠內部積累推進工業化，特別是工業化加速的最近50年，更不可能象過去的歐洲國家那樣，一旦人口膨脹了，在美洲、澳洲有大片的殖民地可以移民拓殖。由此，我們的農村人口和勞動力一直在增長，人均和勞均占有土地也就必然下降。現在，美國農業勞動力人均土地面積是我國的200多倍，人們應該知道，農業的收益主要來自于地租，美國農場土地面積廣大，地租絕對量大。大農場的規模農業當然絕對收益高，這種條件，與中國的小農經濟根本就無法相比。因為我們這種以農民生存保障功能為主的土地，在大多數傳統農區已經連絕對地租都產生不了，勞動力和資金的投入產出比因此就是負值。

綜上所述，我提出“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問題，是希望人們能夠反思以前約定俗成的看法。所有從國外引進的學問，在今天復雜的三農問題面前的確都需要重新思考?？梢?，書齋里的學者尤應“慎言”三農。因為人們已經多年不了解基層情況，不做農戶調查，往往習慣于意識形態化地在兩個極端上爭論。本來，學者關注三農，當然是一件好事。但由于缺乏對國情的了解，人們可能會犯一些常識錯誤。中國的國情決定我們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如果沒有大量的實地調查資料的積累和政策經驗的積累，把各種理論概念套到三農問題的解釋上，的確有可能幫倒忙。其實我們現在遇到的復雜局面，在一定意義上也與長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關。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近年來，人們不僅習慣于“唯書、唯上”的氣氛，而且對“改革是個筐，什么都能裝”的現象也已經司空見慣，政策研究人員似乎有意回避如何深化農村改革的問題，尤其避諱如何深化涉農壟斷部門的改革；也鮮見有結合基層實踐闡述“組織創新、制度創新”的討論。正是在這種條件下，我才一再懇請人們理解：我們農村形成的現在這種基本制度，的確是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總體上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倘若沒有條件在農業外部的宏觀環境上作重大政策調整，就應該繼續堅持農村基本經濟制度，不要輕易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