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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矚目的中共十七大焦點有二，一是開啟治國理政新篇的大政方針，二是黨內人事調整。而大政方針的落實，相當程度上有賴于人事調整的成效。

在10月17日的十七大記者招待會上，境外媒體因此提出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產生方式、差額選舉推進有無時間表等不乏“敏感”的問題，中組部副部長歐陽淞從容地一一予以回答，他明確宣告：十六大以來，黨的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取得了重要進展。

根據黨章規定，十七大代表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委，進而由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總書記。

黨內專家對《瞭望》新聞周刊指出，執政黨的高級干部和領導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黨、國家的興衰存亡。因此，對于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集體，全黨和全國人民普遍寄以極高期望。

在領導班子建設取得重要進展的基礎上，以日前的十七大和此前的地方領導班子換屆為契機，一大批德才兼備、奮發有為的領導干部走上前臺，他們與留任的領導干部組成堅定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善于領導科學發展的堅強領導集體，擔負著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的重大歷史使命。

對領導班子素質要求日益提高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甄小英教授說，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公仆，他們身負重任，手握重權，地位突出，責任重大，影響廣泛。黨的各級領導班子是同級各類組織的領導核心，起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領導作用。

黨的歷代領導集體都把領導干部的培養、選任作為治黨治國治軍的根本大計。十六大以來，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如進一步形成了思想政治建設全方位加強，整體推進的局面。中央先后部署并不斷推進省區市、中央和國家機關以及全國高校和國有企業領導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設。在思想政治建設方面的核心要求，是進一步增強領導班子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奮進意識、和諧意識，確保中央的政令暢通。

在2005年下半年開始的新一輪地方領導班子的換屆選舉工作中，積極推進領導班子配備改革，在精簡領導班子職數，減少黨委副書記職數，擴大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交叉任職，規范任職年齡等方面也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領導班子建設在干部隊伍建設和組織建設中居于關鍵地位。根據黨章等一系列黨內法規、文件，中國共產黨對黨員、干部素質的要求，可謂一級比一級嚴格，且與時俱進。對領導班子成員尤其是中高級領導的要求要高于一般干部。

對以省部級干部為主體的中央委員，“除了在對一般干部的要求方面作出表率外，應該有更高的政治把握能力、大局意識、領導管理能力、執政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和議事履責能力。在理想信念、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榮辱觀、思想道德、人品作風方面應有更高的要求，更好的形象，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甄小英說。

更高的要求需要更有效的培養。高度重視領導干部的理論培養，加緊干部培訓工作，形成學習型政黨，這一任務為十六大以來的黨中央擺在突出位置。

中央歷來重視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十六大后，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理論創新成為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班子建設的新重點。自十六大次年的2003年以來，中央每年都要召集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到中央黨校參加專題研討班，歷次主題先后為：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學習《文選》，其中有三個都是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

與黨中央在中央黨校舉行的省部級班類似，國務院每有重大政策，也往往于出臺之前在國家行政學院舉行省部級研討班，同樣既有研討學習性質，也有凝聚共識、為貫徹落實鋪路之意。

在中央政治局一級，則有集體學習方式，從2002年12月到今年9月，一共舉行了44次，從學習憲法到“擴大對外開放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政治局集體學習主題都緊緊圍繞治黨治國治軍的重大問題進行，具有針對性、現實性、戰略性等特點。

除中央黨校和國家行政學院外，2005年正式招生的浦東、井岡山、延安三所干部學院和2006年成立的大連高級經理學院，也是重要的國家級干部培訓基地的新格局，培養對象都是中高級領導干部。

2006年1月，中央還頒布了《干部教育條例》，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部關于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法規，是新形勢下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基本規章。同年年底還出臺了“十一五”全國干部教育培訓規劃。

選任領導班子注重民主

與教育、培養一樣，選拔、任用是干部建設中的另一重要環節。中央注意建立健全科學、民主的各級干部選拔機制，差額選舉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領導干部的層級越高，對其要求越高，選拔任用也更為審慎。

2002年7月，中央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民主推薦、民主測評成為干部選拔任用的必經程序和基礎環節，考察預告、任職前公示、試用期和黨的地方委員會全體會議無記名投票表決重要干部等制度全面推行，有力推動了科學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和監督管理機制的建立健全。

中高級干部的選拔同樣也貫徹改革精神，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走群眾路線。

十七大新聞發言人李東生10月14日介紹，為做好十七大選舉工作，中央成立了專門的工作班子，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負責對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人選的民主推薦、組織考察和醞釀提名工作。在此基礎上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提出新一屆“兩委”候選人預備人選建議名單，提請黨的十七大主席團審議，再由十七大代表和特邀代表選舉產生。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均實行差額選舉。

根據黨章規定，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委員會的產生，要體現選舉人的意志。選舉采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候選人名單要由黨組織和選舉人充分醞釀討論。可以直接采用候選人數多于應選人數的差額選舉辦法進行正式選舉；也可以先采用差額選舉辦法進行預選，產生候選人名單，然后進行正式選舉。

中央黨校葉篤初教授介紹，這一規定始自十三大修改的黨章。十三大后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比例最大時超過10％

除選舉外，在考察、遴選等選舉前環節，也遵循差額原則。如十六大“兩委”人選，考察組先確定514名中委人選考察對象，199名中央紀委委員人選考察對象，考察后提出462名中委人選遴選對象，179名中央紀委委員人選遴選對象。政治局再從遴選對象中提出了中央委員預選候選人208名，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候選人167名，中央紀委委員預選候選人128名，最終經預選、正式選舉產生198名中央委員、158名中央候補委員、121名中央紀委委員，差額比例分別為5.1％、5.7％、5.8％。

甄小英稱，擴大差額比例、差額選舉層次逐漸上移應是今后的一個趨勢。

此外，中組部副部長歐陽淞坦言，干部選任中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比如群眾的參與程度、干部工作的公開程度、群眾的滿意程度等等，都需要進一步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這方面也會提出更高的要求。

科學、民主的選任機制是為了選對人。中央對于中高級領導干部的選任，在思想政治、理想信念、執政能力、道德品質、群眾基礎上都以高標準來考察。

有專家認為，縱觀近幾年的重要人事調整和中央精神，中高級干部取舍升降至少有如下標準：

能否經得起重大事件和危機考驗。如SARS期間、松花江水污染等事件中，都有高級干部被免職或引咎辭職。

是否在重要崗位作出突出貢獻。在干部隊伍年輕化的趨勢中，有的高級干部因為在重要崗位作出了突出貢獻，能夠打破年齡界限的慣例繼續留任或升遷。

從政經歷的豐富性。在中央部委機關、國有大型企業、省市區等具有豐富從政轉崗資歷，且業績能得到普遍認同乃至贊賞者，相對更受重用。

根據中央要求，近年來對干部的考評還增加了“科學發展觀”標準，要求切實把那些自覺堅持科學發展、善于領導科學發展、精于統籌謀劃科學發展的優秀干部，把那些對待發展有信心、考慮發展有思路、推動發展有辦法的優秀干部，選拔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

中央還要求，要把公平正義的要求體現到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去，對那些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地方工作的干部，要高看一眼；對那些不圖虛名、踏實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對那些埋頭苦干、注重為長遠發展打基礎的干部，絕不虧待。十七大報告再次特別提出，要“格外關注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地方努力工作的干部，注意從基層和生產一線選拔優秀干部充實各級黨政領導機關。”

這些要求為選拔各級干部樹立了正確的用人導向。

具有時代特色的年輕化和知識化趨勢

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除黨和國家領導人外，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分布于中央、國家機關，中央金融機構，國有重要骨干企業，省區市和軍隊。其主體是省部級和大軍區級領導骨干，也有地市級和軍隊軍級領導干部及各方面優秀人才。

近兩年，在地方和中央部委進行了省部級干部密集調整，呈現出明顯的年輕化特點。

根據《2004～200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的硬性指標，換屆時，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領導班子要保持以55歲左右干部為主體的梯次配備，其中，45歲左右的干部至少要有l名；部委領導班子正職中，50歲左右的干部應有一定數量。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領導班子要保持以55歲左右干部為主體的梯次配備，50歲以下的干部要有4～5名，其中，45歲左右的干部至少要有2名；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正職中，50歲左右干部的數量應有所增加。

經過換屆，省部級正職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共和國一代”甚至“60后”官員，即50多歲乃至40多歲的干部，如國防科工委主任張慶偉、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和團中央第一書記，都出生于1960年之后。

在軍隊，目前也有一些50歲出頭的大軍區級干部、45歲左右的軍級干部、40歲左右的師級干部進入領導班子，全軍領導干部隊伍結構得到明顯改善。

年輕化是改革開放后不久提出的干部方針之一，一直秉承至今。葉篤初稱，本世紀頭20年是中國發展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為使年輕干部增加更多的實踐鍛煉和積累，有能力擔負起改革和發展的重擔，干部隊伍的年輕化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通過與年輕高官的接觸，甄小英對他們的“初步印象”是：“視野開闊，知識結構新，創新精神強，有活力。”

這些年輕高官中，有不少“老三屆”或77、78級大學生。人們普遍認為他們是一個具有很多共性的特殊群體，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陳明明將其概括為“新思想的傳播者、舊秩序的改革者、新體制的維護者”三種角色。

與年輕化同步，黨的高級干部絕大多數具有大學以上文化學歷，碩士、博士以及曾留學海外者也越來越多，知識化特點突出。

相對以前理工科教育背景占絕對優勢，近幾年來，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背景的領導干部比例大幅上升。

中央提出，要注意選拔熟悉經濟管理、外經外貿、財政金融、法律、城市建設管理和信息科技知識的干部。

甄小英解釋，這是推進社會全面進步，實現“四位一體”任務的需要，是干部隊伍的適應性變化。根據“四位一體”的發展目標，既要重視選拔、配備懂得經濟建設的干部，又要重視選拔、配備懂得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干部。

有專家表示，與過去相比，更多的人文社科類學術背景的官員上任和更合理的專業搭配，對其所在部門的治理理念將會產生深刻影響。

中央還提出，選拔領導干部不僅要看文憑、專業，更要看實際工作能力和水平，看與領導經驗相關的工作經歷。領導班子配備要實現優化組合，增強整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