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簡介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預備時期

的遠因，

是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下發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孕育起來的。的最大特點，就是中國人民革命從此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同盟軍，不再是資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同盟軍，這就是說中國革命的性質從此由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

雖然發生于年月，但究其遠因，卻要追溯到五四以前的中國社會情況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先談當時中國社會的情況。年月，做了天皇帝的袁世凱死了。袁死后，因反袁而流亡在國外的各方面人士紛紛歸國，國內政治、思想、教育界的一潭死水由此動蕩起來。可是一個袁世凱雖死，而眾多的“袁世凱”出來了，中華民國依然如舊，武裝還是軍閥的武裝，政權還是軍閥的政權，并由此還引起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封建余孽辮子兵張勛還曾在年月，挾清朝廢帝溥儀宣告復辟，雖然不久即被消滅，但國脈又多受了一次摧殘。孫中山先生想在黑暗中打開一個局面，曾于年月下旬召集國會非常會議于廣州。孫中山本人被選為大元帥，組織護法軍政府，形成南北對峙局面。終因缺乏正確的革命方針，以致南方也發生了分裂，從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來說，南北完全一樣。孫中山先生也只好在年月去職赴滬，開始寫他的《孫文學說》去了。

此時，日本帝國主義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候，獨自侵略中國，曾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條約，以此作為交易，幫助袁世凱做皇帝。袁賊稱帝心切，二十一條亡國條約，除其中的第五款以后商量外，其余均接受了。袁世凱死后，張勛復辟，北洋軍閥段祺瑞打敗了張勛。為了攫取中國政權，段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繼續承認了二十一條，獲得了日本的大借款。日本帝國主義參加了歐戰，站在協約國一邊；我國也參了戰，也是站在協約國一邊。日本借口德國為敵對國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同盟國，日本和我國都是協約國，協約國與同盟國為敵對國，自行出兵我山東，將辛丑條約中規定的德國在我山東的權益，據為己有。事為我留日學生所知，極端反對，年月日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開會，抗議中日秘密協定，被日本警察拘捕多人。全體留日學生對日抗議，罷課回國。

學生愛國運動力量的興起

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倍受壓迫，在為國家生存而斗爭的歷史過程中，進步青年知識分子經常站在斗爭的前列，起著先鋒和橋梁作用。中華民族又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在革命力量的推動下，國內外學生都不能安心求學，于是他們行動起來了。這次學生運動的主力在北京大學。因此我們有必要先介紹一下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創建于年之際，前清稱京師大學堂，是中國一所最老的大學，到時已經有年的歷史了。它有文、法、理、工、商五科和預科，學生約一千八九百人。年以前，校風很腐敗，學生年紀大的相當多，做了舉人秀才的學生也還有，校內工友稱呼他們是“老爺”，以后也稱他們為“先生”。學生宿舍只有馬神廟西齋、沙灘東齋和北河沿八旗先賢祠以后為譯學館，最后改為北大預科三處，大部分學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學生不穿制服，也沒有制服，一般是長袍馬褂，時髦一點的穿長衫和西服褲。整個學校沒有圖書館，只是馬神廟理科有一座古老的藏書樓。學生中除少數死讀書之外，打麻將、捧戲子、逛八大胡同，成為風氣。當時北京社會上有“兩院一堂”之稱，“兩院”就是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就是京師大學堂。生活自由散漫，誰也不管誰，偶一發生問題，就寫出大字報一樣的揭帖貼出來，贊成的，反對的，你唱我和，花花綠綠，貼滿墻壁。這是當時北大的一般情況。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年冬注年月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次年月日蔡到任。，蔡元培來到北大。蔡是清末的一位翰林，辛亥革命時，參加過孫中山先生的南京臨時政府，做教育總長，國民黨反袁失敗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國。蔡到校不久，宣布他的辦學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學術思想自由”，等等，這在當時發生過一些進步作用。他所謂“兼容并包”，并不是新舊一攬子全包，而主要是羅致具有先進思想的新派人物，對那些腐敗守舊人物則盡量排除。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來以后，就包括了幾種類型的人物

第一是《新青年》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年初，蔡元培聘請了陳獨秀來做北大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也聘請了魯迅、錢玄同、王星拱、劉半農、徐寶璜以及以后的李四光、顧任光等這些當時所謂“新人”來校任教。還擴建藏書樓為圖書館，聘請了章士釗做圖書館主任。章不久即辭職，推副主任代替。是日本留學生，年章士釗在日本辦反袁的《甲寅雜志》即“老虎報”，和陳獨秀都經常在《甲寅》上面寫文章。陳獨秀以后又在上海辦《青年雜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雜志》改名《新青年》，主張白話作文，鼓吹文學革命。、魯迅當時經常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大概在年秋，胡適由美國回來，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陳獨秀、、魯迅等人的文章，同時也有胡適、王星拱、劉半農、周作人諸人之稿。他們雖然都是在《新青年》里面的新文化運動人物，可是從政治見解上彼此卻有著很大的分歧。

陳獨秀盡管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但其實質依然沒有超出文學改良的范圍。雖然這種文學改良運動，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也有它一定限度的進步意義，尤其白話作文方面。可是這種文學改良運動，如果離開了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方向，如果沒有人民群眾做基礎，那就決不會有什么真正的革命意義。這種現象只有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后，也只有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先驅者，在年月所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號上面，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卓越的文章之后，才引起本質上的變化，才真正開辟出一條中國新民主啟蒙運動的康莊大道。不過，當時社會上介紹這一方面的材料還不夠多，報紙上報道的也不翔實，反動派常把“布爾什維克”譯成“過激派”。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年月，協約國勝利了，德國失敗了，中國因為參加了協約國，有些人竟然把自己也看成是什么“勝利國”，一時“公理戰勝強權”的口號高唱入云。受美英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如胡適等人，大肆宣揚美國的“民主”，美國總統威爾遜騙人的“和平十四條”，被宣揚成“民主的象征”。留美歸國的杜威的學生蔣夢麟曾把它翻譯出來。北大學生傅斯年為討好胡適，自夸說可以把“和平十四條”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

胡適與在政治立場、觀點上就有很多沖突，如發表《庶民的勝利》，胡適就講民主主義戰勝軍國主義；講馬克思主義，胡適就講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同時他自己又宣揚杜威的實用主義。站在學生一邊，參與學生運動；胡適則站得遠遠的，并主張年不談政治。過去曾有過“胡適領導”的荒謬說法。必須指出，當發動時，胡適因母喪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根本沒有參加，更談不到什么“領導”。可是的怒潮，卻真是把胡適嚇倒了。當胡適由家里回到北京的時候，北大和其他各校學生還正在罷課，胡適曾出面勸說學生復課，結果被學生嚴正地拒絕了。胡適想采用釜底抽薪的辦法，提議把北大遷到上海，發動師生有愿去者簽名，追隨胡適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都簽了名。馬敘倫、劉文典對此大不以為然，劉還把傅、羅簽名的事告訴了陳獨秀。陳把傅、羅叫去訓了一頓。胡適的如意妙算沒有成功。這時胡適還想方設法用蔡元培、陳獨秀的名氣來抬高自己。他說北大是由三個兔子而成名的，一個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屬相，卯是屬兔的，一個是中兔子陳獨秀陳生于清光緒五年己卯，也是屬兔的；一個是小兔子即胡適自己胡生于清光緒十七年辛卯，也是屬兔的。一時傳為笑談。在胡適影響之下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俞平伯、徐彥之、毛子水等，辦了一個《新潮》雜志，后來參加的還有汪敬熙等。《新潮》雜志在出版時自吹自擂，刊登廣告自稱是“北京大學之新潮”。由于胡適的關系，北京大學每月出大洋元作為《新潮》的津貼費用。這個刊物主張白話作文，偏重于文字改革運動，雖然在當時歷史條件之下，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對于反侵略、反賣國的運動卻起了不少的反作用。

第二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躍。蔡元培校長到校后，聘請了前清大學士李鴻藻的兒子李石曾煜瀛來北大教生物學，聘請了吳稚暉敬恒當學監。李石曾只來了很短的時間，吳稚暉來到學校尚未正式就職，無政府主義思想就由他們傳播到了北大。李、吳這幫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巴黎開豆腐店，辦了一個刊物叫《旅歐周刊》，褚民誼做編輯以后當漢奸，經常介紹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無政府主義。同時也有人翻譯了克魯泡特金、蒲魯東的著作。蔡元培本人當時也有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傾向，這就助長了他們在這方面的宣傳。由于當時中國的政治腐敗，學生們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水平低，又有社會上這些“名流”來鼓吹提倡，所以北大在最初一個時期，傾向于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學生還不少。記得其中最活躍的有黃凌霜、區聲白、趙太侔等人。他們在當時都是主張不要國家、不要家庭的人，所以他們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時有些脫離實際的空想家，看不起學生愛國運動，以為愛國是落后的思想我們組織的學生愛國會，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改為學生救國會。年月日的示威請愿運動，北大學生中有無政府主義思想傾向的人是不參加的。

第三是“國故”派的人物。學生中有張暄、伍一比、羅常培等。教員方面原有拖著一條大辮子的辜鴻銘，年輕的英文教員、“探艷團”團長徐佩銑，當時的文科學長夏錫祺等。蔡元培來校后就把他們排除出去了。當然，蔡之排除頑固守舊派，在當時的環境下是不可能徹底的，他也把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的籌安會人物劉師培申叔聘來當文科教員，條件是不談政治。他還把清朝遺老、投什剎海“殉節”而死的梁巨川之子、投考北大未錄取、年僅二十二三歲的梁漱溟，找來教印度哲學。以黃侃季剛、劉師培等人為首的“衛道派”，反對白話文，于年月刊行了《國故月刊》。

在“學術思想自由”的口號下，成立了很多社團。像哲學會、雄辯會、音樂傳習所、體育會、數理研究會、新劇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圖書報社、學生儲蓄銀行等。同學集股辦的消費公社，在馬神廟路北，后來“未名社”還用過那個房子。還有新聞研究會，由校長秘書徐寶璜主持。《京報》的邵飄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間，每星期日來給我們講他的新聞采訪經驗。這個會與很有關系。也參加了新聞研究會，蔡元培對它特別重視。當時國內著名的書畫家陳師曾衡恪、音樂家蕭友梅、劉天華都網羅在這些學會之中。歲的畫家徐悲鴻則擔任畫法研究會主任，后來并資送他往法國學畫。還有些活動，今天的青年聽來是要好笑的，如靜坐會，每個人帶一個蒲墊，去聽蔣維喬竹莊的講演。一時學校的空氣甚為活躍。

此外，蔡元培還發起了進德會。這個組織以不嫖、不賭、不娶妾為基本戒條。遵守這三個戒條而入會的稱甲種會員；加上不做官、不做議員為乙種會員；再加上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條為丙種會員。它以消極的“不參加”的辦法來抗議舊社會，尤其是針對北大學生的惡習，表現了蔡元培的“道德救國”和知識分子超政治的資產階級幻想。

這是以前，在蔡元培校長的“兼容并包”和“學術思想自由”的口號下，北京大學形形色色的各派政治思想的一個概況。

學生救國會的形成

年月，留日學生因抗議中日軍事秘密協定舉行集會，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殘酷鎮壓，全體留日學生反抗這種暴行，罷課回國。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學生的積極響應。月中旬，歸國學生代表李達、龔德柏等到了北京，與我們見面。經過幾天的奔走醞釀，北京學生于月日發動了向統治當局示威請愿運動。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運動，參加這次運動的有北大、高師、高工等學校多人。當時推出向公府即總統府請愿的代表人，其中北大人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這是中國學生第一次的游行請愿運動，為的前奏。

但是，這次運動出于倉促，準備不夠，又因學生從來不問政治，因而沒有發生所希望達到的影響。同時，北京大學思想不一致，內部有一幫學生如傅斯年、范愷、吳澄、楊濟華、曾劭勛等人破壞此次學生愛國運動。他們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說我們“要糾眾造反，向政府請愿示威”，“這運動只是少數人的運動，不能代表全體學生”，云云。傅斯年等人這種卑劣無恥行為，受到了蔡校長的斥責，也受到了許多學生的鄙視，同時也給了我們以教訓，使我們深感有進一步組織起來的必要。

這次的游行請愿運動，雖然沒有結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學生卻因之組織起來了。北京一部分學生組織了學生救國會最初名稱是學生愛國會。參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學，有北京各學校的學生。暑假中，派出了許德珩、易克嶷兩人代表學生救國會南下聯絡，以通聲氣。我們先到天津，那里學生已經有了組織，開會歡迎我們。到會的人很多，我記得有馬駿工專學生、郭隆真女、諶志篤、馬千里、張傳琦、張泰來北洋大學學生，后改名叫張太雷等人。正當歡迎會開得很熱烈的時候，張傳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個小指頭砍掉了，以此來激勵國人。他們以后還組織了一個覺悟社。由日本歸國以后，覺悟社就更加發展了。鄧穎超這時也出來了。我們由天津到濟南，找到了康生，他當時名張紹卿，又名張三洗，我們同他談了發展組織的事，沒有開會。由濟南轉武漢，見到了惲代英，他們組織了文化書社。我和惲代英同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雖是初次見面，但仿佛很熟，真是一見如故。由武漢到九江，找到了同文書院的學生以及鄧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學學生黃仲蘇，也找到了湖南林祖烈林伯渠之弟，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上海學生方面有復旦的狄侃、程學瑜以后改名為程天放，華僑學生何葆仁，圣約翰的瞿宣穎，河海工程學校的、沈策民，以及南洋公學的惲震、留日歸國學生黃介民等人。還找到了為我們奔走的“上海通”商務印書館的黃警頑。上海婦女方面的人特多，我們會見了留日歸國的女學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學舒惠貞，黃興夫人黃宗漢，女子救國會的朱劍霞，還有從天津去的劉清揚。她們成立了上海女子聯合會，宣傳愛國，抵制日貨。女界聯合會五四以后也參加了上海學生聯合會，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們還拜會了同情學生運動的孫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愷、朱執信先生。他們到上海以后還辦了一個周刊《星期評論》和月刊《建設》，與北大的《每周評論》、《新青年》南北呼應。我們還聯系了《民國日報》的邵力子、葉楚傖，《時報》的戈公振，《申報》的史量才，江蘇省教育會的黃炎培、沈恩孚，商會的虞洽卿、榮宗敬。這時往來于京滬，在湖南組織新民學會。他團結了男女青年數十人，其中有蔡和森、羅章龍、張昆弟、李維漢，女會員有向警予、李思安、周敦祥、勞君展、蔡暢、楊潤予等。這時，留日歸國學生在上海辦了一個《救國日報》。我們有事就互相商量，于工作便利不少。同時，上海的學生會也組織起來了，月的某一天，在西門外體育場召開大會，并歡迎我們，到會的有幾千人，有工商各方面的代表，會開得甚為熱烈。還邀請了北京學生代表報告學生運動情況。我們在上海停留了多天。這樣總算聯系好了。我們還派人到廣州聯系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會非常議會議員。也派人到湖南岳州聯系了湘西鎮守使馮玉祥將軍，因為他同情學生愛國運動。由于我們聯絡的結果，各地學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學生救國會，這個學生救國會就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學生團體了。我們于月初返回北京。

年春，北大學生會成立，北大的學生救國會全體成員都參加了這個組織。新潮社的成員以前是不參加學生救國會的，五四后，在的促進說服下，他們參加了運動，并派羅家倫、康白情為代表，參加了北大學生會。無所屬的陳公博、狄膺福鼎也參加了北大學生會。

《國民》雜志的問世

為了加強聯系，做好宣傳工作，學生救國會籌備出版一個刊物《國民》雜志，經費由南北各地學生自己湊集，每人出五塊大洋，共湊了余元。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字，可見大家熱情之高。因為辦這個雜志的目的是宣傳愛國、反帝、反軍閥，不是談文學革命，參加的人又不限于北大的學生，所以北大當局不讓我們在北大校內掛牌子雖然北大的同學參加的很多。我們只好在北池子騎河樓路南一所房子里租了一大間房子，通信、開會、討論問題都在這里。原定于年月雜志正式出版，但在籌備就緒之際發生了問題。學生救國會管理會費的學生魯學祺，竟挪用了會費五六百元，使刊物的出版受到了影響，只得推遲于年月日出版。

據我所能記憶，擔任編輯的有鄧中夏康、黃日葵、高尚德君宇、陳寶鍔劍修、陳鐘凡、馬駿、許德珩以及、段錫朋、孟壽椿、易克嶷等。還約請了做我們的指導，約《京報》主筆邵飄萍和畫家徐悲鴻做我們的顧問，并約楊昌濟懷中為我們寫文章。尤其是經常給《國民》寫稿，他有兩篇批判胡適的文章就是在《國民》雜志上發表的。鄧康中夏同學用“大壑”的筆名每期都為雜志撰述“國內外大事”，介紹國際新聞。《國民》雜志第五期上還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的前半部，這是《共產黨宣言》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個譯本。譯者為李澤彰，全書已經譯完，因限于《國民》雜志的篇幅，只能陸續發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適特地把李澤彰找去，說“你快畢業了，畢業后你還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產黨宣言》譯文連載；如要出風頭，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適的威脅利誘，李澤彰抽出譯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產黨宣言》在《國民》上沒有全部登完。李澤彰后來由胡適介紹給王云五，到商務印書館當編輯，成為王云五的親信了。

《國民》雜志最初是用文言發表文章，因為它是全國性刊物當時社會上對于白話文還不容易接受。五四以后的《國民》雜志就改為白話文了。

走上街頭講演和大學開放女禁

這里首先要介紹的是平民教育講演團和所提倡的婦女解放運動。平民教育講演團是學生救國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于年月成立。事先醞釀很久，先是北大學生有“校役夜班”即工人夜校之設立，目的是為校內工友補習文化，講解時事，效果良好。以后改成講演團并擴大到校外，成為平民教育講演團。講演團的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北大學生以及他校學生有很多人都參加了。也參加了這個組織。在成立會上推選了職員，鄧康中夏同學被選為總干事。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后，就經常到街頭群眾中間講演。出發時兩三個人或三五個人一組事前擬好題目，選定地點有時也不事先選地點，打著講演團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軍的宣講辦法，攜帶一面小銅鑼，到人多而適當的地方，主講人站得高一點，另一個人打起鑼來，于是就開講起來。廟會是我們最好的講演場所，可是常常被警察干涉。這個講演團到就成了學生會的一個組織，參加的人多了，幾乎每天都要到街頭去講演，或販賣國貨和書報。

學生救國會本身這時也有了發展。上次的示威請愿運動只有男學生參加，沒有女學生，也沒有工人，于是大家討論，認為這應歸咎于受了孔子的思想影響的結果。孔子說“唯女子與小人勞動民眾為難養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由于孔子輕視婦女與勞動人民，提出勞動人民應當養活貴族老爺而貴族老爺應當統治勞動人民的這種言論，因而使大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禮教”的口號，并要求北大開女禁，招收女學生，實行男女同校，以求達到中國婦女的真正解放。在年至年之間，為此事北大校長蔡元培還同林琴南紓打了一場筆墨官司。此時北京大學就開始招收女生，可是中國婦女因為受舊禮教的束縛壓迫已久，初次招收女生錄取的并不多。

少年中國學會的成立

還要談一談與有關系的少年中國學會。這個學會是由等于年聯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組織起來的。當時留日學生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全體回國，國內各學校學生請愿受到反動軍閥壓迫而失敗，因此感到有組織一個帶學術性的政治團體之必要。這個學術性的政治團體定名為少年中國學會，于年月日開會籌建年月日正式成立。和王光祈是這個學會的發起人。會員最后發展到人，主要有下列幾種人一向往俄國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對日本侵占山東而歸國的一小部分留日學生；三從事愛國運動的國內各學校少數學生。就我記憶所及，如、惲代英、鄧中夏、楊賢江、高君宇、李達鶴鳴、黃日葵、繆伯英、蔡和森、趙世炎、、沈澤民等都參加了這個組織，而且他們當中有好些都是起領導作用的。參加的人還有楊鐘健、許德珩、章廷謙號川島，以及周炳琳、孟壽椿、周太玄等。后來墮落成為國家主義分子青年黨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也進了這個組織。還有參加新潮社的新詩人康白情，陜西文人鄭伯奇等。這個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還有四條信約一奮斗；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納妾的人、做官的人不能充作會員，即使已經做了會員的，也要請他退會。寫《中國佛教史》的黃懺華和討了小老婆的羅季則，就是被請退出會的。它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由任主編；出版了《少年世界》，鄧中夏是負責人之一。這個學會分散在國內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參加，以后雖因立場觀點不同走向分裂，但在當時對于是起了很大的聯系作用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當時曾說過“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行動，都質實的很，沒有一點浮動與夸張的態度。”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頁

少年中國學會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別的社團聯合起來，形成了統一戰線，在任務和工作方面也漸漸地由朦朧而顯明，比先前更實際更具體了。在學會中又提出“主義”來。學會中的最高領導機構是評議會，、惲代英、楊賢江、黃日葵四位都是評議員。現在看來，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雖然相當復雜，思想也極不相同，但是在當時會員中有這許多共產主義者，而且領導著這個學會，對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之所以不惜筆墨敘述早已不存在的少年中國學會，就是因為它對于起了幫助的作用，同時也說明之所以能成為戰斗的力量，是因為各方面的團結，首先是北京大學內部的團結，以及全國青年的團結，而把大家聯合起來團結起來的則是。由于這樣的廣泛的團結，才有力地打擊了兇惡的敵人北洋軍閥，贏得了勝利。

上述情況表明，的發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盤散沙的烏合之眾，而是做了充分準備的，所以一經爆發，就能很快地成為全國普遍的運動。

二、五四的行動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由于德國的失敗與俄國革命的成功，一時“公理戰勝強權”、“勞工神圣”、“民族自決”等名詞，呼喊得很響亮，激動了每一個青年的心弦，以為中國就這樣便宜地翻身了。年月到年月，這一期間學生們真是興奮得要瘋狂了。庚子年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對德國屈服賠罪而建立在北京東單牌樓最恥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為“公理戰勝”的牌樓，豎立到中央公園去了現在的中山公園。解放后改為“保衛和平”牌樓。名流們也勤于講演，今天你講一套“民主主義戰勝軍國主義”的理論，明天他又講一套“公理戰勝強權”。蔡元培在中央公園搭起臺來，講演“勞工神圣”。高呼“庶民的勝利”《庶民的勝利》一文，原是講演稿，歡欣鼓舞地慶祝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聽眾中有很好的反映。

五四前夕的決定，

大家眼巴巴地企望著巴黎和會能夠給我們一個“公理戰勝”，哪曉得奢望的結果是失望。月底，巴黎和會這個強盜分贓的會議決定，要把德國強占我國山東的“權利”，判給日本帝國主義繼承。同時還拒絕了關于取消袁世凱與日本所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提議。月日，我從蔡校長那里聽到了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便約集參加《國民》雜志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的一位學生代表夏秀峰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家激動得眼里要冒出火來。于是發出通知，決定月日星期六晚時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并約北京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參加，計有北京大學全體學生，清華、高等師范、中國大學、朝陽法學院、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醫藥專門學校、商業專門學校、匯文學校燕大前身、高師附中、鐵路管理學校等校學生代表。到會的人極為踴躍。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級學生廖書倉為臨時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學生黃日葵、孟壽椿二人做記錄，推許德珩起草宣言。發言的有丁肇青、謝紹敏、、許德珩以及各校學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會共議決辦法四條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三通電全國各省市于月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游行示威運動；四定于月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會開得很緊張的時候，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同學劉仁靜，拿出一把菜刀來要當場自殺，以激勵國人。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填膺，當場將中指嚙破，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字，揭之于眾，這就更激勵了全體學生的情緒，于是決定第二天即月日早上全體游行示威。大家掌聲如雷一致同意，準備行動。當晚，西齋的同學一夜沒睡，用竹竿做旗子，長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寫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單撕成條幅，書寫標語，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學咬破手指，血書標語。那時還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集會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東主權，收回青島，反抗日本，反對列強以及懲辦賣國賊和軍閥官僚，所有標語大都是寫著“收回山東權利”、“懲辦賣國賊”、“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等等句子，各校寫法大同小異。

五四的集會游行

年月日早晨，北京各校學生按計劃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約計有余人。那天到天安門最早的是高師、匯文兩校。北大因整隊出發時，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來勸阻，耽誤了時間，所以到天安門最遲。天安門前，金水橋南，豎起大小白旗數十面，寫的都是反對列強、懲辦賣國賊的口號，謝紹敏的“還我青島”的血書，也懸掛在內。我們在天安門停了好久，向群眾說明游行示威的意義，群眾因之也就參加的多了，游行示威的人數因之也就增加了。有人提議往東交民巷示威，于是游行隊伍到了東交民巷西口的美國使館。當時的東交民巷是使館區，一向不許中國人成群結隊進出。我們在軍警林立的情況下，先到美國使館遞了英文聲明說帖，說明游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號之后過去了。再到日本使館，軍警圍了三四層，其中還有許多日本軍警，真是如臨大敵。我們在這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沖突，高呼口號后，有人提議“我們找賣國賊算賬去”于是出東交民巷，經御河橋、東單牌樓，直奔趙家樓賣國賊曹汝霖家。因為交通總長曹汝霖是二十一條的簽字人那時外交總長陸征祥在國外，不負實際責任，正是愛國群眾斗爭的目標。

痛打賣國賊火燒趙家樓

隊伍到達趙家樓時，已是下午兩點多鐘。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隊伍不得進去。我們于是變計，向軍警和和氣氣的講明來意說“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里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我們做了很多說服教育工作，果然有效，軍警讓我們進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門緊閉，怎么辦呢我們還是用說服軍警的辦法，包圍他們。我們進一步用三四個人包圍一個軍警的方式，向他們說服，幾乎等于繳械。學生之中有兩個身材很高的同學，其中一個是高師的學生名叫匡日休，他的個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兩個窗戶底下。我們趁軍警不備之際，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臺把臨街的窗戶打開跳進去，接著打開了兩扇大門，眾多的學生蜂擁而入。原來曹汝霖正在同另兩個賣國賊章宗祥駐日公使、陸宗輿幣制局總裁以及日本新聞記者中江丑吉在開會。他們以為有重兵把守，學生不會進來。一見學生擁人，曹、陸二賊從后門溜走，只剩下章宗樣、丁士源和中江丑吉三人在客廳里被包圍起來，不得脫身。大家見到章宗祥，以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頭臉出血，倒在地上裝死。有細心的同學，先切斷了電話線，取下客廳里掛的曹汝霖的照片來一對，原來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人就散開了。中江丑吉因掩護章宗祥，也被群眾痛打一頓。丁士源則乘混亂之際逃出。隨后我們來到曹汝霖的臥室，臥室里還有日本女人，由大家保護出去未挨打。有一個同學抽煙，身上帶有火柴，看到臥室太華麗，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氣憤，就用火柴把綠色的羅紗帳點燃了。頓時室內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燒起來了。

學生和市民被捕

由于丁士源逃出求救，半小時后，軍閥政府警察總監吳炳湘和步軍統領李長泰率領大隊軍警趕到，用武力把群眾驅散。我們這時正在要整隊出去，軍警說我們殺人放火，隨即開始捕人。大批的人都早已撤離，剩下我們少數想維持秩序整隊而行的同學，被他們逮捕了。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們故意侮辱我們，把我們兩人捆在拉豬的手推板車上，拉進步軍統領衙門在前門內公安街，當年叫戶部街。記得在板車上，易克嶷還在說“年后又是一條英雄好漢。”這時已經是午后時了，陸續到監獄來的有各校學生人，市民人，共人。此外，還有北大學生郭欽光。他是預科一年級學生，廣東海南島文昌縣人，患有肺病，游行前勸他不要去，他不聽，因游行勞累又受軍警的追打，第二天死于北大宿舍。郭欽光之死，引起北京學生的總罷課，表示嚴重抗議，并通告上海、天津、廣東各地于月日與北京同時召開郭欽光烈士追悼大會，以激勵國人展開反軍閥的運動。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郭欽光的家屬未能參加追悼會。我們遂由學生會籌募了一筆撫恤金，寄給了他的家里。我們人被囚禁在步軍統領衙門的一間監房里，極其擁擠骯臟，只有一個大炕，東西兩邊各擺著一個大尿桶，臭氣滿屋。每半小時還要聽他們的命令抬一下頭，翻一個身，以證明“犯人”還活著。到中午“放風”才能大便，呼吸一點新鮮空氣。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開水，每人發一個大窩頭。當晚我極為憤怒，口占了兩首詩以表心意

一

為雪心頭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無一怕殺頭。

痛毆賣國賊，火燒趙家樓。鋤奸不惜死，來把中國救。

二

山東我國土，寸草何能讓工農兵學商，人民四萬萬。

為何寡欺眾，散沙無力量；團結今日始，一往無前干。

這天因勞累顧不得吃喝也就睡了。對看守牢房的，我們進行了說服教育工作。他對我們的態度較好。最令人氣惱的是那個獄吏我們當時編了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頭來訓話。”這個軍閥官僚賣國賊的忠實走狗，每天在我們放風之后，要來訓一次話，講些服從長官、不許擾亂社會秩序等等的話。我們聽了既好氣又好笑，氣的是他淺薄無知，笑的是他那一副奴才相。而看守牢房的獄卒則不然，他接受我們的說服教育，很同情我們，有時還把外邊的情況偷偷告訴我們。

如火燎原

從獄卒的講話中和以后我們了解到的情況，在五四的第二天北京的全體學生都發動起來了，清華學堂的學生年齡都不大從城外趕來參加，共同商量營救被捕學生的辦法。北京女高師學生因校長陳寶泉頑固，不準她們游行，五四當晚全體都聚在步軍統領衙門門口吵鬧，要進來一同坐牢。這時北大的學生救國會也改為北大學生會。月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址設在馬神廟北京大學第二院。“學聯”的名詞，從這一天起就開始存在了。“學聯”開會，經常出席的各校代表計有北大的黃日葵、段錫朋、許德珩、易克嶷、、康白情、陳寶鍔等輪流出席；清華的羅隆基、陸梅增；法專的祁大鵬；俄專的瞿秋白；匯文的瞿世英；工專的夏秀峰；高師的熊夢飛；高師附中的趙世炎；農專的顧文萃；鐵路管理學校的鄭振鐸。如火燎原般地發展起來了。

北洋軍閥對五四游行示威的處理意見和辦法，分為死硬和懷柔兩派以日本帝國主義為后臺的段祺瑞和王懷慶等，主張嚴厲鎮壓，并主張以屠殺政策來對付示威的民眾，準備嚴辦被捕學生，以儆效尤；另一派徐世昌、馮國璋等則認為民眾力量不可輕視，且有燎原擴大之勢，如果政府再加以高壓屠殺，恰如火上加油，恐怕運動擴大起來，更不好收拾，因此主張采取懷柔政策，釋放被捕學生，責成各校嚴加管束，借以緩和民眾的憤慨情緒。兩派意見貌似沖突，實則都是要消滅學生愛國運動，不過對于民眾力量估計不同而已，所以提的對策有所區別。

被捕學生的全部釋放

月日，當時北京軍閥政府曾令司法部和教育部“查明肇禍諸人，依法訊辦”，并命軍警“維持地方秩序，嚴防學生擾亂”。又令慰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大賣國賊，說他們三人“公忠體國，有裨大局”。可見學生愛國有罪，軍閥官僚賣國則“有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大局”，這是從段祺瑞到等統治階級的一貫邏輯。但另一方面，由于的正義性，不僅青年學生熱烈參加，并且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社會名流從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到民社黨的林長民，都通電呼吁學生無罪。自從學生被捕后，政局一直嚴重，而臨時國會的參眾兩院在廣州的議員，且有趁此倒閣之勢。段祺瑞親日派勢單力薄，若堅持鎮壓學生，勢將引起更大的風潮，而導致全部的失敗。在此形勢下，他們于月日將被捕的名學生和名市民全部釋放了。

我們是在月日上午時許被釋放的。北大全體學生都在漢花園紅樓北面的廣場上等候我們的歸來。不知道從什么地方借來了三輛小汽車，我們就是分別坐著這三輛小汽車回來的。廣場各放著五張方桌，我們被捕的北大同學大約十二三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學們見面。蔡校長也在場。大家的情緒都萬分激動，被捕同學沒有一人說話，蔡元培校長講了幾句安慰并勉勵的話，大家激動得熱淚交流。有人說“還是快去休息一下罷”我們從桌上跳下來，走到紅樓返回各自的宿舍，接著就參加《五七周刊》的發行工作去了。因為月日是北洋軍閥簽訂二十一條條約的國恥紀念日。

蔡元培校長被迫辭職

學生釋放后，斗爭并沒有結束，第一，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并沒有不簽字的表示；第二，曹汝霖以學生燒了他的房子，打了他們，向為首的學生起訴，要求賠償損失；第三，尤其緊要的，段祺瑞指使安福系閣員提出整頓學風，進行反撲。首先就是撤換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職，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長。蔡果然于學生出獄的第三天被迫辭職，出京時留了一封信，說“‘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迄可少休。’我愿少休矣”當時我們正在舉行郭欽光的追悼會，一看見這封信，心情沉重。對這個謎一般的聲明，大家揣測紛紜，后來蔡解釋說是諷刺當局的。蔡元培校長一走，胡仁源的任命，加上曹汝霖的反攻，對學生運動如同火上添油。學生們于“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收回山東權利”之外，又加上了“蔡校長復職，反對胡仁源來校”這一強烈要求了。日，北大學生議決“停課待罪”，表示堅決挽留蔡校長。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繼蔡元培之后，也都全體提出辭職。我們被釋放的當天就出版了《五七周刊》，并在街頭出售。北京各校學生都組成了宣傳小組，分別作街頭講演，與軍警幾乎是短兵相接。他們又開始捕人。學生一面講演，警察一面捕人，講的愈多，捕的愈眾。

繼五四之后的斗爭——罷課

關于曹汝霖賣國集團所提出的對為首滋事學生“依法制裁”的問題，參加五四游行的全體學生于月日聯名上書檢察廳說如愛國有罪，人人愿意自首，不能由少數同學負責；如果法院票傳學生，愿意集體受傳，少數同學決不出庭。這一表示使北京政府按照“法律”手續處理學潮的企圖終于破滅。日，北京中等以上校學生，以政府鎮壓愛國運動，集會議決自日起再行罷課，向北京政府提出一向巴黎和會我國代表表示堅決拒絕山東問題簽字；二懲辦賣國賊曹、章、陸；三挽留傅增湘當時的教育總長、蔡元培；四維持上海和議等四條。日，北京學聯宣布中等以上學校全體罷課，并發出罷課宣言。這是繼五四游行之后，北京學生對賣國集團所進行的又一次斗爭。北京軍閥政府指學生此種行動為“糾眾滋事、擾及治安”，限令三天之內一律上課。學生表示拒絕，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開會，商討對策，被軍警重重包圍。會議決定擴大運動，推出代表許德珩、黃日葵到天津、濟南、南京、上海呼吁援助，擴大聲勢。因三院會場被包圍，我們就跳墻出來，化裝出京。北京學生會發出宣言，大意說外交緊急，國賊未除，日本逮捕中國留學生，政府毫無表示，反而禁止學生游行示威，拘捕和殺害愛國同胞，故一致罷課，表示抗議，希望全國同胞采取一致行動。

我們赴天津、濟南、南京等處宣傳，最后到達上海，各地都成立了學生會，上海的學生會也已經成立。月日在西門外體育場召開大會，要北京代表作報告，報告后游行，并成立了各馬路聯絡會，以南洋商業專門學校為會址，各地方來上海的學生代表即居住食宿于此。先后來上海的學生代表百余人，加上上海的學生、留日歸國學生，人數就更多了，勢力也更大了。但是我們反對的主要對象只是日本軍閥，在上海只把外灘公園侮辱中國人民的“狗與華人不許入內”的牌子拔掉打碎了。這時開會提出的口號仍是一嚴懲賣國賊；二收復山東和青島的主權；三釋放被捕學生并向學生道歉；四恢復北大校長蔡元培職務等較低的要求。

六三運動的爆發

北京軍閥政府對學生繼續采取嚴厲鎮壓手段，學生仍然堅強不屈，運動日益擴大。在眾志成城的氣氛下，北京學生決定從月日起，所有出發講演的學生都挺起胸膛，放大聲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舉行講演。如果軍警來捕，就讓他們逮捕。如果第一天出發的學生全體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數出發講演。如果第二天發生同樣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萬人全體被捕而止。月日至日間，北京被捕的學生達兩三千人，監獄容納不下，竟把北大三院作為臨時監獄。日，學生用加倍的人數出發，軍警進行了更大規模的逮捕，當天被捕者竟達余人。北大三院也收容不下，只得又把理科作為臨時監獄的擴充部分。北京學生示威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天津學生首先響應，接著南京、上海、武漢、浙江、山西、湖南、福建、兩廣等處學生，也都紛紛起來響應。月日，上海各界舉行民眾大會，號召全國罷工罷市來援助學生。上海自來水公司也罷工，弄得全市沒有水用。這樣，就從知識分子的范圍，擴大到工商各界都來參加，成了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了。日，北京軍閥政府在全國各方面的強烈抗議下，再加上上海罷市的消息傳來，只得改變方針，下令撤退北大軍警，釋放被捕學生。這時，學生中有提議組織學生政府者。經考慮，學生內部的思想不一致，恐因此引起同情者的不同情，反而不好。民族資本家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簡照南兄弟捐款萬兩銀子，給我們作活動費，被我們退回了；上海棉紗大王穆藕初也給我們多萬元的巨款，我們也立即退回。從此規定，學生會不接受任何人的捐款，以示純潔。

全國學聯的誕生

全國各大城市罷工、罷市之舉，這是中國從來沒有的事。國家已進入混亂狀態，而北洋軍閥內部也互相傾軋，段祺瑞政府也感到事態嚴重，被迫于月日下令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職務。京津學生萬余人包圍懷仁堂總統府。當時北京軍閥政府的總統徐世昌，在群眾威力之下，不得不去電巴黎，令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王正廷拒絕簽字，同時讓北大校長蔡元培復職。但學生對北京軍閥政府的讓步并不滿意，因此進一步要求段祺瑞辭職，要求向全國學生道歉。上海這時已成為政治中心。月日先擬在寰球中國學生會召開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后因寰球學生會負責人朱少屏面有難色，我們遂改在大東旅館六層樓召開，各地學聯代表余單位，及來賓黃炎培等共數百人參加，選出執行委員會、評議委員會及日刊編輯委員會。這樣，全國學生聯合會就誕生了。是日，孫中山先生被邀請未到，改于次日在寰球學生會講演。注尚明軒《孫中山傳》北京出版社載年月日孫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發表《救國之急務》的演說。月初，各學校開學，北大校長蔡元培也答應返校復職。全國學聯選出人組成的理事會繼續進行學生運動。理事會設在上海。這一轟轟烈烈的，揭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三、以后

大批青年向往十月革命

轟轟烈烈的雖然表示了人民政治覺悟的提高，使親日賣國的安福系政權遭受到嚴重的打擊，但整個政治局面依然為黑暗勢力所籠罩，北洋軍閥集團仍舊是北京反動政府的骨干，人民依舊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這樣的社會究竟怎么辦“中國往何處去”這一問題，也就提到了每一個愛國青年的面前。大批青年向往俄國的十月革命，認識到解決中國問題必須通過社會主義革命。這時，北京大學有人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小組，我在未出國之前也曾參加過一次這個小組會。后來，在北京、上海等地就陸續建立起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起初不過是學術研究性質，但是當馬克思義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時候，它便很快發展成為一個指導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了。是以進步學生發端的群眾運動，中建設中國的重要口號是“科學”與“民主”。我們是要建設科學的新中國，更要建設民主的新中國，因之科學思想的指導，使馬克思主義得到廣泛的傳播。群眾運動的實踐，則日益打開了人們的眼界。科學思想和民主思想相結合的結果，涌現出大批突出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也喚醒了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一經結束，在這些具有革命覺悟的知識分子中就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留在國內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如、、惲代英、鄧中夏等，他們都是在國內堅持深入地研究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在他們的引導和組織下，無數愛國青年團結起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則是大批愛國的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分赴法國、德國、比利時勤工儉學，進一步尋求革命真理，研究馬克思主義，考察和學習歐洲無產階級的斗爭經驗。他們當中的好多人后來又去蘇聯學習深造。正如指出的，“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

赴法勤工儉學

這里有必要著重敘述一下勤工儉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帝國主義曾在中國招募了幾萬人去作戰爭勤務。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謂的招募“華工”。此事由當時段祺瑞政府財政部部長梁士治的惠民公司經手，梁因此發了大財。這時在法國留學的吳玉章和蔡元培等人，深知此事，他們就創辦了一個留法勤工儉學會，以“勤于做工，儉以求學”為目的，并組織華法教育會派送學生出國留學。他們回國后，便在北京、上海等地宣傳勤工儉學的主張，號召青年到法國用“半工半讀”的方法求學。

十月革命以后，“勞工神圣”思想已為我國進步的知識分子所景仰。但當時不可能直接到蘇聯留學，東歐德、奧、捷各國無產階級又正在進行革命，因此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區的法國去。這種既做了工，又可求得學問的勤工儉學辦法，對一般有志青年自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年至年間，熱心幫助人們到國外去勤工儉學。當時全國各地去法國勤工儉學的青年約有多人，而以湖南和四川兩省青年最為踴躍。特別引起社會震動的，便是在教育界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已經歲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和年已多歲的蔡母蔡和森、蔡暢的母親，也到法國“半工半讀”當“老學生”。

我是在年月赴法勤工儉學的。當時由北京華法教育會給了我一張赴法勤工儉學的四等艙船票，國史館元史編譯部送了我元稿費離京赴法。離京前數日，天津學生會開展驅逐軍閥曹銳運動，以為首的代表團來京請愿。北京學生會要我接待天津代表團，我從這時開始認識。我離京后，回到家鄉看望老母，伴隨她住了兩天，即往上海乘船赴法。月日啟程，船行一個月，年月日抵達馬賽。

無妨簡略地說一下這一個月的旅途生活。勤工儉學生坐的一律都是四等艙，四等艙無一定的鋪位。上船之初，茶房就逐一點名，報到后，他發給每人一個洋磁鐵盤子、一個洋磁鐵碗、一副刀叉，作為吃飯的用具。叮嚀大家要好自保存，丟了不補發。由于沒有固定鋪位，就把我們安置在船的頂篷一個角落里。同行約多人，大家組織起來，將所帶的行李中油布一類東西聯扎起來，以蔽風雨。哪曉得海上的狂風巨浪來勢之猛，非我們所能想象得到的。有時夜睡正濃，突然間一個巨浪從頭上澆來，衣被盡為濕透。好在船離海防以后，一直到地中海岸，都是在熱帶中航行，衣被濕了，易為海風吹干。每頓飯都要等頭、二、三等艙客人吃完，才呼喚四等艙客人持盤碗到廚房前小窗口來領。每人給一塊面包、一瓢湯，有時給一點剩菜。我們大家苦笑著說“這真正是‘要飯’了。”不過，想起徐特立與蔡母偌大年紀都從這種生活過來了，所以大家對此景況也就不談了，并認為這對我們也是個很好的鍛煉。

船抵馬賽后，就有華法教育會的人在等候迎接，經其介紹法國的一般情況和習慣后，當天即乘火車到一個小城市梅蘭中學。華法教育會原想把我們留在那里學習法語，但由于此地偏僻，許多中國人又聚在一起，于學習法文法語很不方便。我在梅蘭住了兩天，便一個人到了巴黎。在巴黎看到了許多熟友，于是在巴黎第五區離巴黎大學不遠的一條街，名叫“多利也飯店”里面找到了一間小房子，房租每月法郎合當時中國銀元塊錢。飯店的主人告訴我，列寧流亡在法國時曾在這里住過一年多，我聽了引為榮幸。我來巴黎不到兩天，在蒙達爾尼居住的蔡和森等知道了，遂來信約我去他們那里報告國內時事。我次日即赴蒙達爾尼，拜見了徐特立老人和蔡母，還見到了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隆郅立三、熊季光、郭名忠春濤、李富春等多人。我住了一晚，報告了一個月前國內的形勢。在一天多的聚談中，看到他們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那樣的刻苦學習，使我這個初到法國的人深受感動和鼓舞，同時也感到國內自己人聚在一起太多了，對于學習法語會有妨礙。次日，我即轉回巴黎。

那時，國內陸續來的人更多了。當年月，趙世炎等也到了巴黎。以后，也來到法國。他們的到來不僅把在法國的學生組織起來，并且把在比國的聶榮臻、何長工、劉伯堅等，在德國的、孫炳文、邢西萍徐冰等也都聯絡組織起來了。從月到暑假我在巴黎居住，半年的時間里，很多到巴黎的人都來找我，終日人來人往，應接不暇，從而使我無法解決法文法語的學習問題。從年春留日學生歸國到期間，我一直從事救國運動，學業荒蕪已兩年有余，又想到在蒙達爾尼的朋友們努力攻關的精神，促使我下決心離開巴黎，到法國南方名叫地雄的城市居住，這是我解決法文法語問題的絕好的地方。我在這里一直住到年冬，約兩年半的時間。

資產階級資送學生出洋

在赴歐勤工儉學學生之外，還應當提一下當時國內資產階級資送學生出洋留學的情況

第一，北京大學用重資派送學生赴美留學。年下半年，在蔣夢麟的活動下，北京大學當局接受了學生會曾經拒絕的穆藕初捐助的多萬元，經過胡適的精心策劃，用這筆錢資送了個學生留美。他們是段錫朋、羅家倫、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當時教育界人士譏之為“五大臣出洋”。從此，這些人除康白情消極無為外，其余的都為政府所羅致。其中最為明顯的如段錫朋，回國以后甘心依附。向共產黨發動第一次“圍剿”時，段錫朋與程天放五四時上海復旦代表組織反共的“團”，正面與人民為敵。

第二，各省也都利用庚子賠款為基金，仿效北大選送“五大臣出洋”的辦法，選派學生到歐美留學。如山東省，由于胡適的關系，選派北大的傅斯年、楊振聲、何思源、徐彥之、趙太侔等人留學英美。其他各省也大都以此選派留學生。

第三，研究系的林長民、梁啟超也選送了多人分赴歐美、蘇聯留學，為其政治集團培植私人。我還記得赴英的有劉秉鵬、陳博生赴法的有劉文島、毛以亨，赴德的有宗白華、魏嗣鸞時珍等人，赴美的有，赴蘇的有瞿秋白、耿濟之。

第四，最為嚴重的是吳稚暉和褚民誼在法國辦的所謂海外中國大學即里昂中國大學。本來里昂中國大學創辦時，我國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已經很多，有的已經來法國一兩年以上，很可以在其中挑選學生入學，不必在國內另招學生。即使要在國內招生，已經在法的勤工儉學生亦應同時入學。誰知吳稚暉等別有用心，竟然勾結法國軍警將已經進駐里昂中國大學的多名勤工儉學生押解到馬賽，船送回國。此次押解回國的有蔡和森、等人，其中人中途投海而死。向警予不久也回國了。勤工儉學生回國后幾乎都參加了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的成為中國革命杰出的領導人。而吳稚暉在里昂中國大學培養的學生以后紛紛成了國民黨政權中的骨干分子。

勤工儉學生中的光輝榜樣

在勤工儉學生當中，最值得令人懷念的是。從年月到年暑假，在將近年的旅歐期間，為革命往來于法國、德國、比利時和莫斯科之間，不僅成為一名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對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領導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為進駐里昂中國大學，同吳稚暉、陳篆中國駐法公使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記得李和林同學為此事曾氣憤地痛打了陳篆。經常在巴黎近郊的大學區、工廠區、華工區、勤工儉學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館里演說。他每次富有說服力的感人的演說，都傳遍巴黎每個華工區與勤工儉學生集中地，爭取了進步人士。記得有一次，我在里昂中國大學附近的一個中國飯館里，就聽過的講演。還有一次在巴黎的哲人廳聽過他就臨城匪案孫美瑤劫車事件所作的講演，十分精辟深刻。

留法勤工儉學生中主要的人物還有蔡和森、向警予、、鄧小平、趙世炎、陳喬年、王若飛、李富春等人；在德國的先后有、孫炳文、邢西萍徐冰等人；在比國的有聶榮臻、何長工等人。年，一批革命青年經過了重重困難，到蘇聯學習去了。從年開始，在的選送下，旅歐的勤工儉學生中大批人去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這些人回國之后，絕大部分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最重要的骨干。他們忠誠于黨的事業，有的甚至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有的人則一直擔任著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成為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鞠躬盡瘁，為黨的事業貢獻了一生；有的人至今仍然擔負著黨和國家的重任，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夜以繼日地操勞。這些人回國之后，在以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與全國廣大的工農群眾相結合，艱苦奮斗，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對內對外革命的徹底勝利，建立了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這與資產階級政客資送的“五大臣出洋”，以及里昂中國大學所教育出來的學生真是有著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