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與當代中國青年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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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seculartzation是與超越性相對的概念，表示人們關注現實生活的取向。①世俗化在西方社會學中，是指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化從××*統治中逐漸擺脫出來的過程。因此，世俗化的概念有兩個基本意義，其一是隨著科學的發展，理性原則取代神學教條；其二是指一種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注重現世的善的生活，而不是來世的生活方式，世俗化表明，信仰力量的消解和××*禁忌的瓦解，在社會學意義上看，世俗化完全是一個值得肯定的積極趨向，甚至被當成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尺度。②所以，世俗化就是肯定現世生活，肯定官能享受，肯定大眾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表現出以具體功利與追求、以感官享受為滿足、以眼前利益為目標的價值取向。它同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關系是非常貼近而融洽的，可以說，它是促進市場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建設的社會心理土壤。從這個層面上說，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正是中國青年世俗化的過程。
八十年前，一場由百年人發起和主導的劃時代的偉大愛國運動——，矛頭指向積存幾千年，勢力巨大、影響深遠的封建頑癥。一代熱血青年高揚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學（賽先生science）的大旗，披堅執銳，前仆后繼，組成了沖擊舊世界的第一方陣，為了國家的興旺和民族的富強，八十年來，一代一代的中國青年，承傳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背負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和發展經濟的巨大責任，用自己的青春和熱血鑄就了國家發展和民族進步的輝煌業績，推動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今天，我們紀念“五四”，就是要站在八十年后新舊世紀交匯、東西文化激蕩，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而世界又已大踏步前進了的歷史轉折點上來審視中國，審視新一代的中國青年，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國青年經過奮斗、迷惘與挫折，失卻了許多理想主義的精神追求，變得更為世俗，功利和實際。
一、由理想到現實：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青年的世俗化趨勢
本世紀初，一批覺悟了的中國青年沖破封建樊籬，發動了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五四”運動，對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的沖擊和影響是巨大的。以發端，整個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就是新舊勢力、新舊思想、新舊文化斗爭消長的歷史，而青年一代始終是這一斗爭的中堅力量。
考察中國的歷史，我們發現，“青年”這一概念的誕生，在中國也不過不足一百年的歷史。“青年”的出現是伴隨著民族危機和政體變革而來的。因此，救亡和變革是中國青年運動的兩個主旋律。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不時碰到的兩大問題，有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在農業社會，年齡和經驗是無價的財富。老年人憑著多年的經驗來觀測天象和節氣，決定農業生產，指點人們的日常生活，所以老年人通常是掌握經濟和社會權力的人。③我們至今仍為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價值理想而激動不已。以西方近代啟蒙思想為背景，在徹底瓦解傳統價值秩序與意義世界的基礎上，重新構建以民主和科學為核心的新的價值信念系統，“科學”與“民主”作為價值理性和最基本的價值原點，取代傳統儒學的價值系統，為走向現代化的中國人提供高遠的價值關懷，而不是如一些人所攻擊的那樣；導致了傳統文化的斷層，因而是近代中國價值迷誤的罪魁禍首。④使歷史走進一個新天地，青年終于獲得了個性的解放與理性的回歸，時代賦予了青年一代選擇歷史的權力。
十多年前，理論界曾經很熱鬧地研究了一番代溝（generationgap）。其實，不管從哪個層面上看，一代人與另一代人的存在價值與歷史使命都是不一樣的。觀照中國出現“青年”這一群體的百年歷史和八十年中國青年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使命和表現，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當代中國青年的革命性作用和中國歷史的巨大進步。
我們可以把“辛亥青年”看做是中國第一代青年，⑤他們成長于“西學東漸”的歷史時期，最早覺悟了的一代中國青年敞開胸懷，勇敢進行文化選擇，并且艱難地實現了國家政體的轉換，推翻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取得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初步勝利。以孫中山為杰出代表的“辛亥青年”不僅被歷史規定著、塑造著，而且也勇敢地選擇了歷史，譜寫了近代中國歷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辛亥青年”對歷史的貢獻也正說明，中國青年是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的產物，我們知道，中國有幾千年皇權統治的傳統，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由于沒有經過文化的革命和啟蒙，所以，軍閥混戰，戰爭頻仍，還有許多人物想當皇帝，也鬧出了一個袁世凱式的目劇來滿足需要皇權，極權的中國，“五四”前的中國，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封建專制、這種專制用嚴酷的手段將被統治的人民變成了一種最低下、最無力的“機器部件”，用階級壓迫的方式掩蓋了生命最基本的發展和進化方式。更重要的是，它用最利于長期維護專制統治制度的統治思想儒——道滲透體與法家強制術相結合，死死地將人的思想禁錮起來，使社會處于僅能維持自身肌體的耗用而無法繼續生長的境地。經濟的長期停滯導致思想的沉寂，處于生活最底層的農民在走投無路之時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起義，然而他們即使勝利了，只能按照儒家的圣賢模式重新建立類似的封建王朝，時隔不久專制又以原有的面目重新將新生的活力扼殺，一代青年精英們發現，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度，不只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就能結束中國落后挨打的悲慘局面；從更深的層面看，中國更需要的是科學與民主，是人性的張揚和個性的解放，是一場更深刻的文化革命。
辛亥革命既是成功的，又是失敗的。它的歷史教訓進一步教育了一代青年，喚醒了一代青年，以陳獨秀、、胡適之為代表的一代精英從文化領域反思民族傳統，在文代開放的前提下進行文化選擇，一代青年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高舉起民主和科學的大旗，打倒“孔家店”實現了政治、思想和文化領域的重大變遷，由此催生了具有革命意義的一代青年——“五四青年”。“五四青年”是中國的第二代青年。“五四青年”的歷史表現是：文化心態的更新與重建，個性解放，科學與民主，這些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精神品格實際上是一個民族走上現代化道路所必須具有的。“五四青年”對歷史的貢獻表現在他們敢于同專制統治下形成的民族心態展開斗爭，為民族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精神元素。“五四青年”給后世留下的最寶貴的東西就是啟蒙思想和民主與科學的精神，這也正是歷史發展了八十年而“五四”時期的歷史課題和歷史精神屢次又被提及的歷史原因。所以，“五四”之后，盡管青年屢次被不同的政治勢力利用，介入了軍閥與玫客的紛爭，但還是有大批的青年精英，在傳播理想、信念與弘揚啟蒙思想方面矢志不移、不屈不撓，人有殺身成仁之氣概。本世紀中國誕生了那么多學富五車、學貫中西的大師級思想家和文化人，這是一個奇跡，恐怕也是時勢造就的一代英雄。遺憾的是，這場運動雖然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機遇，但由于中國封建勢力強大的阻力和慣性，的啟蒙是不徹底和不成功的。在各種社會思潮紛紛涌入中國之后，中國的一代青年由于其歷史的原因，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集體主義的理想與原則同文化傳統中忽視和壓制個性的儒家文化是可以很好地融合的。后來，青年被不同的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利用，歷史在很長一段時日內反復，青年和整個社會在政治理想主義的整合下，追求理想生活和全新的生活方式，應當說，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正是在此基礎上成功的，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世俗化，當然也為后來新的造神運動埋下了非常不幸的種子。
的嚴重缺失，就在于它還停留在“民主”與“科學”的字畫意義上，也就是說，它只是停留于對“民主”與“科學”做思想觀念上的啟蒙，而沒有在中國人現實生活世界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視，更沒有在此方面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這種借思想文化的途徑來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能也沒有超越觀念層面深入到中國人的生活中，結果僅僅是影響了一批精英知識分子，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那種植根于農業社會、積存于民眾生活中的落后甚至腐朽的價值觀念依然一以貫之在不斷滋生與延續，“民主”與“科學”的價值理想離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依舊那么遙遠。“五四”之后，一代一代青年在民族危亡和政治斗爭中被軍閥和政客們利用、軍閥混戰，動亂連年，中國在一次一次的戰爭與混亂中喪失了機遇。是造就出的一代青年的代表，歷史造就了，也拯救了中國。是人杰，是政治家，更是哲學家和詩人。把陶淵明的世外桃園夢想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揉捏在一起并將其付諸實踐，這和儒學核心的大同世界是不謀而合的。應當說是的智慧和魅力整合了中國青年的政治熱情，形成革舊鼎新的巨大力量，才建立起獨立的主權國家，中國也才能有揚威世界、不受欺凌的可能。可是從某種意義上說，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過程總是在理想主義的軌跡上運行，這種慷慨激昂的、有時甚至過于偏激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理想主義，曾經使多少代人前仆后繼，繼往開來，這樣的價值導向很自然地伴生出一種以革命的浪漫主義和激進的理想主義為主導的英雄主義價值取向。我們的生活中不斷產生英雄，也不斷制造新的英雄。由此產生這樣一種思維與行為模式，英雄在類似境地的作為與不作為成為人們價值評判的要義，也成為民眾行為的準繩，實際上這些一時一事的英雄們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并形成了中國社會的多重人格和價值評判準則。對理想主義與意識形態色彩的加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消極作用。這些都是后話。
第三代青年是抗日青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待于進一步深入，但××*帝國主義的入侵使得對民族文化的批判不得不讓位于民族救亡工作。這時，為了保存民族這一文化載體，文化啟蒙運動也就不得不宣告中斷。抗日青年在歷史面前的選擇是匆忙而不能他顧的，更進一步說是時代選擇了青年，而不是青年選擇了時代。時代需要青年更多的是奉獻熱血和軀體，青年對民族落后狀況的自省與批判所需要的智慧之光被戰火硝煙吞沒了，殘酷的戰爭既剝奪了青年從容進行文化批判與選擇的時機，也扼殺了選擇文化所需要的個性解放。青年的歷史命運在血雨腥風中是那么的壯烈和驚險。抗日青年終于用血肉之軀筑起了新的長城，保衛了家鄉，保衛了黃河，同整個民族一起在民族危亡中保存下來了。抗戰結束后，本來可以繼續“五四”業已進行的文化啟蒙，但是國共之間爆發了內戰。
所以，第四代青年又是在戰火中無可奈何地屈從于歷史。兩代青年所經歷的兩次戰爭，是中國走向現代化進程中的兩個插曲。不管它們的出現是否必然或偶然，但它們讓歷史付出的代價是十分慘痛的。兩代青年也由此失去了從容選擇歷史的機會，并且形成了某種偏離現代化要求，偏離“五四”精神的心理慣性——屈從現實，聽任命運的擺布。
這種慣性在第五代青年——即五十年代青年身上繼續得到充分的反映，這代青年中少數精英選擇歷史的要求被當成“右傾”而遭到當政者的嚴酷否定，因此，這一代青年最終失去了文化選擇的勇氣和能力，只好在歌功頌德和自我懺悔中打發青春，是歷史選擇了青年，讓他們接受現成的模式，而不是由青年去選擇歷史，去完成“五四”尚未終結的現代啟蒙運動。這一代青年的個性要求同樣遭受到歷史的否定，政治理想主義是空洞的，但是正如亨廷頓所闡述的后發國家可以在新權威主義的整合下追趕先進和發達的國家。這應當是中國的另一次重大歷史機遇。可惜，在失去了制約的強權的統治下，青年失去了青年的本質—獨立思考，批判地選擇，青年也由此偏離了現代化的軌道，在失去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前提下走入現代迷信殉葬品的行列。中國的世俗化也因為新的造神運動不得不被扭曲，不僅延誤了國家發展和民族進步的現代化進程，而且給個人的自由發展套上了新的枷鎖。青年一代原本可以在來之不易的和平與安寧的環境中發展自我，張揚個性、追求理想和幸福的生活，但是這樣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那么容易達成的。
應該說，“”這一代青年是承繼了五十年代青年的某種品格與傳統，這是第六代青年，一代紅衛兵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中出現的迷狂與缺失，將成為人類歷史永遠令人費解的謎團。令人驚奇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青年的腳步是那樣的震憾世界，以至于美國《時代》周刊在1966年不得不把一年一度的“時代風云人物”的桂冠送給“二十五歲以下的一代”。其實中國的紅衛兵在分享這份殊榮時，是為自己曾經扮演的角色而感到羞愧的對這一代青年的行為和心理特征及對其社會造成的巨大影響的研究與剖析，尚有待時日。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開始了現代化的艱難跋涉，中國青年的世俗化又開始起步。中國青年終于發現，個人的命運并不需要交給組織或者依附某個代表了組織的個人，人們完全可以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活，享受美好的生活。民主不能當飯吃，但是沒有民主與科學，人們只能在愚民政策的高壓下徹底失去應有的一切。可以說，青年過去只是被動地由歷史規定，而失去選擇歷史的權利與能力，這是前幾代青年的悲劇所在，改革開放之初，青年及整個社會對政治的關愛遠遠超過了對經濟發展，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的關懷。但是，在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巨大推動和影響之下，中國終于從狂熱回歸到理性，從政治時代回歸到經濟時代。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領導人順應時代的潮流和進步，否則不知還會有多少青年繼續在黑暗中摸索，甚至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價。鄧小平使中國開始擺脫貧困與落后，在世界范圍內贏得地位與尊重。鄧小平為代表的一代領導人推行了符合世界進步潮流和中國民族利益的改革開放政策，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綜觀鄧小平的論述，他自始至終強調的是經濟發展、民富國強，始終強調“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理論的終極關懷是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處于領先地位。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是發展。按照他的觀念，離開了發展，什么也談不上，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依靠自己的發展。換句話說，要萬眾一心，集中精力，加速發展，盡快實現現代化，這一不可逆轉的改革進程，導致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定程度的自律和分化，并由此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形而上”的充滿××*的理想主義和未來主義，被“形而下”的實用理性原則和現世主義所取代：曾經強烈地吸引人們的烏托邦，因為承諾過多、期待過高得不到兌現而被無情的拋棄，人們轉向現實的小康目標。⑥
我們看到，在改革開放初期，彌漫于整個中國的是一幅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生動景象，有關國家民族命運的重大話題，是每個青年熱衷談論的對象。一種躁動的難以平息的心情，是那一時代青年普遍的情感經歷，在現代化剛剛啟動時，對它的憧憬和想象給每個青年以巨大的誘惑和幸福感，深受理想主義培育的一代人，慣于用想象的方式設定未來，并對自我充滿期待。以六十年代出生，陸續走向社會的，包括當時正處在大學校園的一代人，是第七代青年。張永杰、程遠忠將其稱之為“第四代人”。⑦這一代人所處的時代真可謂中國真正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這一代青年在選擇歷史的同時，也開始改變歷史。八十年代中期，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治國理念的框架中，國家權力推動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從而使個人活動的社會空間逐漸擴大。青年一代在痛苦的思索和追求中發現，個人價值只有在社會空間范圍內才能實現。他們無論談論什么話題，其思維方式和目標設定都沒有離開集體主義的框架。在社會轉型期剛剛開始時，原有的意識形態仍是這一代人最基本的支配力量。因此，那是一個崇尚言辭，熱愛話語的時代，那一代人特別喜歡談論。從本質上說，社會并沒有為他們提供更為廣闊的實現個人目標的空間。他們也談論自我，為能夠自由地表達自我而興奮不已，但是他們的那個自我從來就不是個體的，他們對價值、意義、自我實現的表達，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對社會、國家的表達。他們在關注自我的同時，也以濃烈的憂患意識積極觀照國家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應該說，第七代青年是幸運和幸福的，他們已經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選擇歷史，解放個性，發展自我。只是這一切還處于一種自發狀態。
如果我們對“代”的概念加以細分，現代青年的主群體應該是第八代青年了——也就是出生并生活在這二十來年的一代青年。九十年代陸續走上社會的一代人，應當是本世紀中國最幸福與最幸運的一代青年。改革開放的二十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轉型，社會轉型必然帶來價值觀念的巨大變化，而經濟活動本身與社會倡導的價值觀念無可避免地要有許多沖突。這種沖突與整合的過程，也正是中國世俗化與中國青年世俗化的過程。就大學生而言，在計劃經濟時代，從學校畢業即由國家分配到一定的單位，“單位”不僅保證了每個人基本的生存條件，并且可以從不同的“單位”獲得身份的滿足感。每個人都得有個“單位”，這種“自我”的實現，與作為集體的“單位”是不能分開的。九十年代，這一優越的、沒有后顧之憂的國家統分政策已為供需雙方互相選擇所替代，熱門專業與冷門專業的就業機會、位置和收入也形成越來越大的“剪刀差”。而自愿到“老少邊窮”地區建功立業的對國家民族的關懷，僅僅作為個別的現象，而不再是青年的普遍選擇。社會流行價值與主導價值的沖突，使實利戰勝了理想。這是當代青年不重空談而祟尚行動的一大進步，也是當代青年實現個體自救的唯一出路。無論從哪個意義上來認識，他們的選擇都有其現實合理性，因為是個人的選擇，他們很少抱怨，很少發牢騷，只是憑本事掙錢養活自己，憑個人興趣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在大變革時代顯示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適應能力。在這一過程中，農村社會結構同樣發生了轉型，青年農民的道德人格了相應地發生了轉型。表現最為明顯的是農民打工族的涌現，他們走出封閉的世界，對農村社會現代化的進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道德人格也逐漸地帶有一定的現代化取向。農民工階層既是工業化、城市化的產物，又是率先實現人格轉型的先導型邊際人群。與眾多尚未流動和沒有城市體驗、尚處于相對封閉社區的鄉村居民來說，農民工是現代化中的領潮族。現代青年農民自從進入工廠或是投身到城市組織中后，便成為有組織有紀律的新職業階層。他們的社區集體和企業集體觀念得以迅速強化，他們開始意識到，要想個人致富、家庭興旺，必須加快社區和企業集體的發展，這就要服從組織，遵守紀律，增強組織紀律性，對于帶有自由渙散等小農習氣的青年農民來說，這無疑是一場思想道德觀念的大飛躍，是走向現代化的一個標志。⑧
二、以經濟為中心：世俗化、功利化、平民化在進步與倒退的反復中演變為青年一代自覺的行為選擇
過去，我們一直回避這樣一個話題，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或者生活質量提高的內在動力是什么？是高尚完美的道德準則，抑或是卑下頑劣的個人欲望？盡管人們的內心傾向性十分明顯，令人遺憾的事實卻是后者。人類維持自身生存的要求和提高生存質量的欲望。即人類的生存欲求推動著人類社會逐步擺脫了愚昧野蠻的原始狀態，并一步步進化到我們今天的階段。黑格爾認為：盡管從道德上說，私欲并不值得贊美，甚至還可以看作是人類所具有的劣根性之一。但是事實是，它存在著，并且還是人類行為的強大的動力之一。，
恩格斯說過，青年的性格就是時代的性格。在社會變革的時代，青年首先反映了社會變革的要求，這不僅表現在政治上的關愛，而且包括思想方面和生存方式方面，所以青年的本質不能僅從政治理念一個方面來看待。青年總是以異常鮮明的方式表現出人們所不熟悉、傳統所沒有的東西，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物質經濟的分化自然導致青年價值觀的分化。其外化的表現就是世俗化。市場經濟是獨立自主的經濟，它鼓勵公正、合理、平等的競爭，承認物質利益的局部性和個體性，同時也關心和尊重個人的才能、勞動和價值、這恰恰為青年的個人利益得到尊重和滿足創造了條件，激勵他們把自己的才能和潛力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青年價值觀的這種位移首先表現在價值本位的變化上，由群體的社會本位到個體的自我本位的轉移。政治理想主義的消彌，英雄主義的式微，中國開始從烏托邦的海市蜃樓回到現實世界，這是巨大的歷史進步。
改革開放二十年，是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的二十年。這二十年，為中國青年理性化與世俗化提供了從容的機會。其間又經歷了幾個明顯的發展階段。這里，我們主要引用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實證資料加以說明。
第一階段，人生價值的反思（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1966年－1976年的十年“”，留給人們的不僅是瀕臨崩潰的經濟和荒蕪蕭條的文化，更有深重的心理創傷。虛幻的國家共同體，在一個聲音、一種思想的大同中達到了極端的異化，個人價值也在“鏍絲釘精神”的無我教化中得以消失。“”結束以后，雖然經歷了撥亂反正，但長期禁錮人們思想、壓抑人性的思想基礎和組織體制并沒有改變，還形成了新的“兩個凡是”。以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為序幕，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進而開始了改革開放的艱苦歷程，1977年，當幾十萬青年精英，以高考競技場上勝利者的姿態，滿懷××*地步入大學校門時，他們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在“舍我其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英雄主義的憂患意識主導下，全身心投入到知識的海洋中，同時在思想解放的推動下，也對“”進行不斷的反思。包括對紅衛兵運動的反思、對愛情的反思、對家庭婚姻的反思、對知識價值的反思、對心靈傷痕的反思，最后以對人生價值的反思形成高潮。1980年5月，《中國青年》刊登了“潘曉的來信”，引發了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實質上是對期間和前人生價值觀念的反思。這一過程是迷惘和痛心疾首的。青年們發現，自己所堅信和追求的理想與現實竟有著驚人的差距。人生的歷程是如此的艱辛，人生的目的又是那樣的飄忽不定。潘曉信中提出了“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的本質是不是自私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人生信條對不對？”等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各界青年很快參與討論，在很短的時間里編輯部收到了57000多份稿件和來信、100多篇專題討論文章。青年一代要民主，反腐敗，要求個人的發展和利益，進而引發青年一代“自我奮斗、自我完善、自我實現”價值觀念的形成和發展，追求思想的精神與××*十分高漲，還帶有許多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的功利追求，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代表，當代青年在以旁觀者的角色對現這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作觀照的同時，也從實踐者的角色參與到社會活動中去，其人生價值觀的結構也逐漸趨于完善。80年代初期，青年思想主軸偏重于“以社會為中心”、“國家利益高于一切”這一端，當時，席卷全國的青年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催發了“五講四美三熱愛”之花爭奇斗妍。張華、華山搶險英雄集體，爭做“四有”新人蔚然成風。“投身改革，立志成才”成為青年的自覺行動。但是，到了80年代末，青年思想主軸在來勢洶涌的西方社會思潮流變中，軸心逐漸偏向于“以我為中心”、“個人利益高于一切”這一極。當代大學生的思想走向，無疑是青年思想主軸的風向儀。根據上海大學國際商學院調查表明⑽：大學生人生理想有下述變化，“為祖國富強及為人民造福而學習”，1982年為72.1%，1989年為10%；“為個人成才成家，為了出國”，1982年為20.6%，1989年為69%；同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觀點，1982年為5.7%，1989年為58.2%。根據上海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中國紡織大學、上海海運學院、上海體育學院、上海城建學院、上海音樂學院、上海大學文學院、上海第一醫科大學和上海水產大學等8種類型13所高校對1862名大學生調查11認為：①“人生是由無數機遇組成”：“有道理”的為68.2%，“說不清”的為22.4%，“不可取”的為4.7%；②“天生我才必有用”：“有道理”的為63.2%“說不清”的為26.1%，“不可取”的為5.4%；③“人的價值＝奉獻＋索取”：“有道理”的為59.1%，“說不清”的為23.6%，“不可取”的為8.7%；④“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有道理”的為45.8%，“說不清”的為32.4%，“不可取”的為13.4%；⑤“命中沒有，不可強求”：“有道理”的為45.2%，“說不清”的為32.5%，“不可取”的為20.4%；⑥“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有道理”的為44%，“說不清”的為27.7%，“不可取”的為18.4%；⑦“人生充滿了痛苦、煩惱和無聊”：“有道理”的為42.5%，“說不清”的為29.7%，“不可取”的為19%；⑧“人生苦短，及時行樂”：“有道理”的為37.5%，“說不清”的為25.7%，“不可取”的為29.6%；⑨“自己的前途、未來全在于自我設計”：“有道理”的為35.8%，“說不清”的為40.5%，“不可取”的為17.2%；⑩“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有道理”的為24.8%，“說不清”的為37.3%，“不可取”的為24.7%，從中不難看出，青年思想主軸偏離了主體文化的理性軌跡，“自我”、“自我價值”、“自我實現”在他們心目中占有相當突出的地位。有的青年甚至還認為：人生的價值與目標就在于“個人需要的滿足”或“證明自己是有作為的人”。致使他們在道德判斷、價值判斷和理想選擇上與現實生活產生了巨大的落差，表現為主觀與客觀、權利與義務、理想與現實的強烈沖突。
第二階段，個人意識覺醒，參與意識強烈（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中期）
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從農村到城市全面展開，社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當時，由于建設需要大量的人才，社會以“天之驕子”的稱呼賦予了一代大學生一個美麗的光環。這無形中隱含著對未來的承諾：良好的經濟待遇，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等等，青年也較少考慮新的環境下實現自己理想的現實根基，“文化熱”、“人才學熱”與大學里的校園民主思潮相促進，一代青年在混沌又開的社會再度充當了前衛。從西單民主墻到大學生競選，從“振興中華，從我做起”到“小平您好”、“沖出亞洲，走向世界”。幾乎所有的熱點問題總是與青年交織在一起的。與此同時，大學生價值取向的世俗化、功利化的步子開始加大。改革開放前，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一直諱談物質，一切行為和動機都被標以精神記號。思想境界成為最主要的價值衡量標準，伴隨著經濟成為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物質的份量開始上升，精神的地位開始下降。大學生群體價值中功利色彩開始明顯強化。北京大學當時的調查顯示，71.2%的學生堅持“按勞取酬”這一觀念，13.2%堅持“任何勞動都應有報酬”，46.2%的人認為“大學生應理直氣壯地爭取個人功利”。12
大學生的群體價值觀的世俗化和功利化是明顯的，至少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八十年代初，從追求政治進步轉向追求文憑，從“只求貢獻，不思索取”或“少索取”的高思想境界向“按勞取酬”、“多貢獻，多索取”的合理化行為過渡：二是從1983年開始，大學生們在實施某一行為時，開始理性地考慮行為對自己發展的意義，并且不諱言自我設計是實現自我價值的有效途徑，大學生們開始以全面的個性發展目標來代替單一的發展目標，學習成績或政治表現不再是主要的衡量指標，他們開始加入氣質、個性等評價體系；三是在教育危機的情況下，大學生們為社會不合理的分配局面所左右，想盡辦法經商或尋找畢業出路，因而放下書本，走出課堂，盡量適應社會的實際需要，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一個非常可悲的現實是，在中國走向民主與科學的進程中。不知是中國幾千年傳統的沿革，還是階級斗爭的習慣，中國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與學術問題、道德倫理問題總是糾纏在一起的。青年一代在追求自我的過程中，其人生價值觀并沒有實現個人主義與社會秩序的契合。
第三階段，中西文化與價值觀沖突（八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積壓已久的各種深層次矛盾開始顯現出來社會彌漫著一種浮躁的心態，中西文化交流也更為廣泛和深入，一些西方現代社會思潮對中國青年產生影響，“存在主義”、“實用主義”以及當代西方民主政治觀念等等，為廣大青年所欣賞和接受，由于撥亂反正與解放思想形成的對極左思潮大肆撻伐，使一些青年對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加以否定，并進而形成了多元的價值取向。適逢社會開放的進一步擴大。深化改革遇到了阻力，社會轉型矛盾重重，青年的參與意識變成了憂患意識，敏感而又缺乏社會經驗的青年再一次爆發出不滿與憤怒，學潮一次又一次沖擊社會，多元的價值產生了社會的不穩定，終于導致了對社會發生極大震蕩的“八九風波”，青年知識分子面對紛繁復雜、日益豐富多采的現實世界重又陷入新的迷惘。由于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調整和變革，青年的價值觀發生了巨大變化，價值主體日益由社會本位向個人本位轉化。1986年的高校學生思想意識抽查顯示，認為“人生價值在于對社會做貢獻，同時又取得社會報酬”的人數一直占了相當的比例，從1986年的47.7%上升到1988年的70.1%，追求“無條件為社會做貢獻”的比例由1986年的47.1%下降到1988年的25.7%.80年代初大學生擇業，大多選擇大專院校、全民企事業單位，到80年代末，大學生擇業觀由“社會價值型”轉變為“經濟價值型”，把經濟利益、物質待遇放到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室1988年調查，希望畢業后到“三資企業”工作的大學生比例（31%）遠高于以往對大學生吸引力最大的黨政機關的比例（13%）。13
第四階段，人生價值潛移默化的大轉移（九十年代初）
1989年以后的大學生，其人生價值觀更是無所傍依，一度時期是行為嚴重失范，1989年風波以及隨之而來的“左”的勢力的反撲與回潮，導致青年的“進取人生”轉變為逃避現實的“灰色人生”，調侃文學。文化快餐，托福熱，搓麻熱，戀愛、沉湎于舞場，成為他們尋求人生價值寄托的手段，中國青年幾近完全失去了對國家大事的關注，更加理性化地回到了對個人理想的追求與個人價值的實現之上。民主也好，政治也罷，一切政治的東西充其量是茶余飯后的談資，青年的參與意識逐步轉變為遠離政治現實，追逐實利的取向。政治在一段日子里是中華青年諱真如深的話題。青年雖然強力要求改革官僚體制，重塑中國形象，但以中國封建傳統之頑固，惰性、阻力之強大，要與之較量，其碰撞、磨擦、甚至犧牲是難以避免的，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左”傾思潮受到抵制，改革深入發展，社會轉型速度加快、青年對現實的關注和參與意識逐步回升，但是，青年關注社會的熱點已不再是以前的政治層面，而主要停留在市場經濟的層面。下海經商、創辦公司、從事第二職業等成為青年追求的目標。北京大學所作的一項跟蹤調查，則集中反映了這所中國最著名的大學的畢業生擇業取向的變化軌跡；
1991年大學生擇業取向排序是：①科研、文化、衛生部門：②三資企業：③黨政機關。
1992年的排序是：①大專院校、科研單位：②三資企業：③黨政機關。
1993年的排序是：①三資企業：②直接出國：③大專院校、科研系統。
1994年的排序是：①沿海特區：②三資企業；③國外。
北京大學學生擇業最為看取的是：
1992年排序是：①能否發揮專長；②經濟收入；③社會地位。
1993年排序是：①經濟收入；②能否發揮專長；③社會地位。
1994年排序是：①經濟收入；②能否發揮專長：③社會地位。
第五階段，多元化價值觀念的形成（九十年代中期以來）
九十年代開始，社會轉軌已基本定型，談論和言辭的時代已經終結，代之而起的是行動時代的到來，市場經濟作為開放的經濟，西方文化和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經濟轉型中的失誤和漏洞，社會、家庭和生存環境的制約，社會不良行為和腐敗現象等等，都使青年的自我意識與社會現實發生了強烈的沖突，使他們感到不滿、痛苦、困惑和迷惘，無論是校園還是社會，人們對討論已不再熱衷。從入學那天起，專業素質比較優秀的青年就信誓旦旦地準備考托福，他們的個人奮斗目標是明確的。九十年代以來，社會調查表明，對“人生最大幸福”的問答，前三位的是“事業有成”，“有個溫暖的家”和“有知心朋友”，這都是與個人相關的關懷，而“對社會做貢獻”則排到說第六位。到了1995年，對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如“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持否定態度的人己達1／3。洶涌澎湃的市場經濟的大潮，對校園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大學生的人生價值觀迅速趨于實用化、功利化。14據上海復旦大學團委l996年對450名96屆本科畢業生所作的調查表明：銀行系統與三資企業在畢業生擇業當中居于炙手可熱的位置。29.34%的畢業生選擇銀行系統，19.90%的學生看好三資企業。商業系統和國有企業則在同學們中反應較冷，在選擇單位時最注重什么？統計顯示：“發展前途”是大學生的首選條項（75.25%），其余依次是“薪水”（50.77%）、“工作條件”（14.13%）、“社會地位”（占14.04%）、“人際關系”（4.34%）、“工作強度”（3.57%）、“同領導關系”（2.04%）。15
擇業中的功利主義傾向十分強烈。90年代，市場經濟發展一方面促進了大學生個性意識的普遍增強，另一方面，大學生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也更為明顯，在市場經濟影響下，現實生活感受的直觀性以及對感性滿足的強烈要求，使90年代大學生在進行利益權衡時，較多地考慮目前的、現時的利益。1994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的調查發現，72.5%的大學生希望學習實用知識，73.2%學生認為文史哲知識“沒用”，69.6%學生認為“做學問太沒意思，過于清苦，且不實用”，大學生在選擇工作時考慮的重要因素依次為：經濟收入(78.4%），能否實現個人價值（59.6%），權力和社會地位（55.6%），工作舒適、位于城市（53.7%），出國深造機會多（32%）。同期對上海重點學校大學生擇業觀的一項調查發現，73%的畢業生概括自己的職業選擇是所謂“新三到”（到國外去，到沿海去，到賺錢最多的地方去）。這些都足以說明當代大學生以個人需求為中心，以“實用”為標尺進行自我發展設計的取向，據1996年3月北京大學的一項調查，250名受調查的大學畢業生，有206名大學生回答了“影響擇業的重要因素”這個問題，結果，經濟收入，占73.3%，發揮才能，占50%；興趣愛好，占36.4%，工作環境，占34.5%；專業對口，占28.2%；社會地位，占18.0%；升遷機會，占14.6%；住房，占13.1%；社會需要，占8.7%；學習環境，占7.3%；生活方便，占6.3%；離家近，占4.9%，與經濟收入占主導地位相對應，畢業生對外資企業，金融機構等單位十分青睞，在回答“滿意的工作單位”這一問題的198名同學中，分別為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