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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后，人民幣問題基本上是與美元的壓力聯系在一起的。在美元瘋狂對外傾銷將金融危機轉移到國際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時，人民幣應當采取何種政策抵消這種負面影響，是考驗中國宏觀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試金石。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結算范圍，形成對內貶值與對外貶值的統一，有利于人民幣逐步向完全可兌換的方向邁進。

人民幣匯率連續走低，到底隱含了什么信息？筆者試從“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角度提出幾點看法。

筆者認為，2004年后，人民幣問題基本上是與美元的壓力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因為中國的巨額外匯與美元的內在價值相聯系，中國出口商品多數又以美元結算。如果美元瘋狂對外傾銷將金融危機轉移到國際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時，人民幣應當采取何種政策抵消這種負面影響，這是考驗中國宏觀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試金石。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第一個大動作是降息。11月下旬人民幣存貸款利率下降1.08%，是十年來罕見的猛烈的貨幣政策動作，體現出政策當局對未來宏觀經濟下行的擔憂。正如降溫的政策效應需要累積一樣，升溫政策要將企業與居民的情緒點燃，同樣需要時間的積累和政策能量的持續加溫。因此，市場與政策的博弈過程中，降息的預期仍然會持續。

第二個大動作是放開信貸額度。伴積極財政政策的信貸額度放開，不僅是固定資產投資配套資金的需要，也是向企業注入流動性，從而防止企業因流動性不足導致出現的“枯萎病”。出口需求的大幅消失、居民消費無法短期彌補出口需求短缺遺留下來的缺口，必然反向對上游形成需求萎縮鏈條，從而出現PPI與PMI的急速下跌。因此，以積極財政政策來抵消外需萎縮，4萬億固定資產投資將從生產第一部類入手，這種需求必須有配套資金的支持。筆者預期，從今年冬天開始的以高速鐵路為中心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僅需要財政資金的支持，更需要持續的流動資金的支持，這必然形成對貨幣信貸額度的沖動性需求。

全球性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導致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大面積滑坡，迫使政府在結構調整沒有完成的條件下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不斷擴大的信貸規模，將直接持續地為上游投資提供足夠的資金保證，中國經濟有可能在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政策性力量的強力促成下迅速擺脫“危機”的壓力，但最終需求因為外貿和內需不足而迫使經濟再次回落，從而形成相對的生產能力過剩和生產資料過剩，這種過剩的生產能力如果沒有效益保證，最終迫使銀行以商業利益為目標而收縮信貸。這種預期的潛臺詞是中國經濟可能在未來三年內走出一個W底。換句話說，在中國經濟已經高度介入全球經濟循環時，積極財政政策作用還會受到國際力量的消極影響，為了抵消這種消極影響，貨幣政策上就得運用匯率工具了。

由此而來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第三個大動作就該是人民幣主動或者變相貶值了。當前，政府提高出口退稅率，為相關企業出口提供政策性保護，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財政性的貨幣貶值，但出口補貼越多，實際上中國政府向世界其他國家居民的補貼也越多。這并不能鼓勵企業利用技術、提高產品的競爭力。如果直接采用貶值的措施，大量地向市場注入貨幣，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結算范圍，形成對內貶值與對外貶值的統一，則不僅可以抵消美元戰略性貶值對中國外匯儲備的侵蝕作用，還可能因此將國內的通貨膨脹壓力外移。鑒于中國國內巨大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壓力、三農問題所需要的巨大資金投入，對外貶值的壓力是現實的。一旦這種壓力與國家大規模基礎建設結合，對外主動貶值的通貨膨脹盈余將有利于國家貨幣政策的改革，即人民幣逐步向完全可兌換的方向邁進。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第四個大動作將是地產業貨幣政策。如今，在從緊貨幣政策、經濟衰退、收入預期下降、物價下跌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國地產業進入了新一輪調整性循環過程。令市場警惕并擔憂的是，如果既享受了優惠政策又獲得市場交易流動便利的“經濟適用房”大量涌入市場，將會形成地產業的“大小非”，對現有房屋擁有者形成極大的財富縮水打擊。如何通過政策引導，將福利性住房計劃與商品性住房供求有機結合，分流需求，使老百姓對未來房屋供求有基本的了解，防止盲目追價引發房價非理性的大漲后大落，貨幣政策對于廉租房的信貸支持應當積極有為。中國要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提高國際地位，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比較切實可行的選擇是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但又與其他貨幣形成聯盟而不與美元直接沖突。按這樣的思路，可以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與日本、韓國等亞洲主要國家聯合形成亞洲貨幣結算單位，第二步在亞洲貨幣結算單位的基礎上形成亞元區，第三步與歐元、美元形成一種新型的特別提款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