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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是農村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國外的經驗表明,只有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出去,農業規模化、產業化才有實現的可能,農民才能富裕起來。我國近年來的實踐也表明,農民收入中占大頭的和增長部分主要靠非農產業,中國的大多數農村地區,勞動力轉移所帶來的收入已成為農戶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因此,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是發展農村經濟,實現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要求。
一、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面臨的問題
(一)城鄉勞動力的供給壓力逐年增大。
繼上個世紀70年代末知青返城、90年代國企工人下崗浪潮后,第三次就業高峰已經到來。據中國社科院和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顯示,“十一五”期間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在500萬到550萬之間。如果農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轉移1000萬勞動力,加上往年失業的人口,“十一五”期間可能有四、五千萬勞動力需要就業。因此,“十一五”的頭兩年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最快的兩年,也是就業壓力最大的兩年。據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約5.2億人,按照現在的農業勞動生產率計算,農業本身約需2億勞動力,估計已有2億農村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城市和鄉鎮企業,那么至少還有1.2億人需要轉移。再加上高校畢業生、下崗待業工人、部隊退伍軍人等就業安置,這幾方面的壓力同時存在,并且將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存在。
(二)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
隨著我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快速成長,這部分的產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據測算,20世紀80年代,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增加就業崗位240萬個,而90年代以來,只能增加70萬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專業技能的要求高,對勞動力數量的要求卻較少的客觀現狀,使得GDP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有所下降。這是就業壓力加大的重要原因。
(三)農村勞動力的文化水平和勞動技能偏低,難以適應用工單位的需求。
農村勞動力文化水平低、勞動技能缺,決定了其進入城市主要是在建筑、運輸、保潔、搬運等行業從事苦、臟、險、累等工種的體力勞動,在當今主要是拼技能而不是拼體力的城市勞動力市場,農村勞動者一般處于劣勢地位,可供選擇的就業領域相對狹窄。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及其就業適應能力差是阻礙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根本原因。
(四)縣域經濟吸納富余勞動力的能力減弱。
改革開放以來,縣域經濟一直是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主體,尤其鄉鎮企業更是功不可沒,累計吸收了約1.5億農業勞動力。一般來說,農民都不愿意背井離鄉,往往都偏向選擇就近就業,同時鄉鎮企業大多屬勞動密集型產業,能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較多合適的就業崗位。但近年來,縣域經濟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有所減弱,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只能向大中城市轉移,但城市下崗職工的增加,使城市中一部分技術含量低的苦、臟、累的原本由流動農民承擔的工作轉由城市下崗人員逐步替代,留給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機會相對減少。
(五)勞動力市場發育不充分,就業信息不暢,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往往帶有自發性和盲目性。
目前從全國農村勞動力異地轉移的情況來看,經由地方政府和勞動力市場中介組織有組織轉移的勞動力比較少,轉移往往以自發性為主,靠自己找門路外出務工。由于勞動力需求的用工單位與需要謀求職業的農民相互脫節,農民進城務工信息的搜集、整理、的覆蓋面窄,時效性差,中間環節多,缺乏系統性、廣泛性、權威性,使他們經常處于盲目流動、盲目應聘中,往往徒勞往返,蒙受損失。
二、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對策
(一)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制度創新。
統籌城鄉就業,改革城鄉分割的就業管理體制,建立城鄉統一、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逐步形成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機制,為城鄉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服務。各地要以改革戶籍制度為突破口,逐步改革相應的教育制度、勞動工資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降低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各級政府要把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做為一項戰略任務,將其納入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加強社會保障和組織管理,切實保護外出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政府應完善相應的政策法規和保障制度,對外出就業勞動力在勞動時間、勞動條件、工資制度、合同關系和人身安全等方面做出基本的規定,并建立相應的執法、仲裁機構,加大勞動保障的監察執法力度,落實最低工資制度,嚴厲查處拖欠克扣工資、隨意延長工時、使用童工和勞動環境惡劣等問題,堅決制止和糾正侵犯勞動者權益的行為,為農民工創造一個寬松的務工環境。
(二)強化教育培訓,提高素質,增強農村勞動力擇業競爭力。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社會各方面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只有針對勞動力不同的文化水平,分層次、分對象、分渠道地進行專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在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能力,才能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當前,要通過多渠道、多形式的就業培訓,推動農村勞動力由“體力型”逐步向“技能型”轉變。支持用人單位建立穩定的勞務培訓基地,發展訂單式培訓,支持鼓勵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鑒定、獲取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如福安市積極爭取中華職教總社“百縣百萬農民培訓”項目,努力抓好就業培訓中心的進一步完善,同時通過資質認定,發動社會力量聯合辦學,確定一批培訓質量高、就業效果好的教育培訓機構作為定點機構,形成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公辦培訓機構和民辦培訓機構共同發展的培訓體制。要大力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通過設立助學金、發放助學貸款等方式,幫助家庭困難學生完成學業。
(三)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
加速工業化,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是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主要渠道。我國農村地區工業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應把發展中小企業擺在重要的戰略地位,積極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落實和完善中小企業優惠政策,實施分類指導和扶持,逐步提高其規模、效益和水平。使中小企業成為安排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的主要渠道。經濟不發達地區,應重點發展資本投入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如農副產品加工業和傳統手工藝品產業。我國的農業資源十分豐富,發展潛力很大,農副產品加工業應作為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方向,尤其要注重發展具有地方特色、工藝技術性強、附加值高、市場獨占性強、機械化程度低、適合個體私營經濟開發的土特產品。農村富余勞動力壓力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村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村第三產業不僅總量小,而且專業化、社會化水平低。這不僅限制了農村第一、二產業的發展,而且不利于增加就業崗位。農村工業化、社會化以及城市化發展進程,必然要求信息、交通、金融、保險、咨詢、科技等服務行業配套發展,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促進餐飲、商業、文化娛樂、旅游等行業的繁榮。因此,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促進農村第三產業發展,對于推動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具有重要作用。
(四)加快小城鎮建設步伐,實現農村勞動力本地就業。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程度的重要依據。城鎮和鄉村具有天然的聯系,農民有地緣親近感,語言、飲食、生活方式及風俗習慣相同,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因離鄉引起的心靈震蕩。在城鎮創辦產業和籌措資金相對容易,交易成本也較低,因此在吸引農民就業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加快小城鎮建設,是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的根本途徑。我國小城鎮分布廣、數量大、增長活躍,但整體城鎮化水平卻極低,經濟發展緩慢,其根本原因是城鎮企業缺乏長遠規劃,產業布局沒有很好地與城鎮建設相結合,集聚程度低,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明顯較弱。各地應依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確定小城鎮規模和數量,依據資源或市場定向,確定能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并加強對農村工業小區的規劃指導,引導分散的農村非農產業集中發展,促使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向城鎮集中,充分發揮集聚經濟和城市經濟的優勢,把城鎮建設成為農村富余勞動力實現就業的首選之地。
(五)大力發展服務業。
大力發展服務業,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任務。一是在本地發展。把發展小城鎮服務業作為轉移農村勞動力的重要載體。要把加快發展服務業與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結合起來,健全小城鎮居住服務、公共服務和社區服務功能,加快發展農產品運輸、倉儲、貿易、信息和技術推廣等生產性服務。鼓勵各種所有制經濟興辦面向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后勤服務。二是外出發展。周寧模式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福建周寧人紛紛走出山門,在大中城市建基立業后,親帶親、鄰帶鄰、村帶村,吸收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隊伍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原來是以農民為主體(90%是農民),后來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由農民、工人、公務員、知識分子相結合的一個新生的周寧商業群體。他們從傳統的鑄造行業起家,拓展到活性炭、建材、房地產、茶葉等幾十個領域。全縣人口20萬,外出經商務工6萬多人,在上海就有5萬人,創辦大小企業4000多家,2006年,在外企業完成銷售額達800億元。
(六)建立統一、規范的勞動力市場,完善就業服務體系。
各地區各部門應把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作為重要任務,建立健全縣鄉公共就業服務網絡,加強就業信息的傳輸,為農民轉移就業提供服務;為了更詳細地了解農村勞動力信息,服務農民進城務工,可以開展對農村勞動力的聯合普查,建立農村勞動力基本情況、就業情況進行登記建檔,將村干部聘請為信息員,負責用工信息的和求職信息的收集上報。向農民工開放城市公共職業介紹機構,提供免費的政策咨詢、就業信息、就業指導和職業介紹;加強輸出地和輸入地協作,開展有組織的就業、創業培訓和勞務輸出;鼓勵發展各類就業服務組織,加強就業服務市場監管;依法規范職業中介、勞務派遣和企業招用工行為;嚴厲打擊以職業介紹或以招工為名坑害農民工的違法犯罪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