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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社會保障作為一項重大的民生問題已經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而被列為社會建設的重要議題。尤其是目前全國農村已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基本建立農村社會救助體系，并且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正在不斷完善、失地農民正在被逐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然而，由于歷史及現實的原因，農村社會保障這張民生安全網仍然存在著有待于進一步修補和完善的漏洞。

漏洞之一,整體上重城市輕鄉村。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和國企改革的深入，城鎮居民的養老、醫療、工傷、低保等社會保障體系逐一得到建立和完善,而由于農村居民在社會保障方面利益訴求的樸素性、低端性，同期的廣大農村則在這方面進展緩慢，與城鎮相比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目前，雖然農村合作醫療已經覆蓋了86%的農村地區和7.3億的農村居民，但由于相當一部分地區采取“保大病不保小病”、“保住院不保門診”的方案，使許多參合農民還沒有從中得到實惠。這也正是前面所提到的王老漢和高大媽兩位老人的顧慮之所在，相信許多農民都會對此深有同感。就數量而論,眼下在全國的農村低保也只是覆蓋了所有農村人口的3%而已。社會養老（包括機構養老）還處于探索階段而無法滿足愈來愈迫切的社會現實需求。另外，對老楊之類失地農民的補償安置措施不到位、補償標準偏低以及對他們失地后的養老、醫療、就業等問題缺乏統籌方案等棘手問題依然屢見不鮮。

漏洞之二,新生農村弱勢群體尚無有效措施加以保護。在鄉村，空巢高齡老人比比皆是，他們物質生活水平不高，精神生活匱乏。通常是“門前一條狗，屋里一盞燈”。死氣沉沉，了無生氣。許多老人忍受不了孤獨寂寞，過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日子。這是中國目前最龐大的弱勢群體，但由于服務性保障措施的缺失，此問題尚無有效解決辦法。再就是每年無數的未能就業的高校畢業生，由于其投資和收益的不對應性或斷裂性，很容易使其敵視和沖擊社會。尤其是還有一個特殊群體的關注和保護僅僅處于起步階段，這就是農村殘疾人群體。目前,與他們相關的制度性救助還有待完善和落實，“平等、參與、共享”對于他們還僅僅是一種理念。

漏洞之三,制度的可持續性有待提高。不管在城鎮還是鄉村，中央財政可謂竭盡全力，總投入占70%左右，剩下的依靠地方財政補足。然而,有一種力量卻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這就是眾多的民間NGO、NPO組織。任何一種制度如果沒有穩定而可靠的資金來源，其可持續性值得懷疑。當前,我們的國家還不富裕，就像有些農民所擔心的“要是有難處了都依靠國家，國家上哪弄恁些錢哩？”眼下,我們國家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太大，需要用錢的地方太多。單就“新農合”來講，縱然國家投入了巨額資金，可是平均到7億多農民身上，仍然沒什么感覺。所以，許多地方只能保占參合農民5%的住院病人，而不敢承諾其余95%的門診病號。如果再加上老百姓要求福利水平剛性增長的天性及他們社會心理、思維習慣的定式的影響和作用，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新制度所經受的風險會越來越大。顯而易見，如何補住這張對于全體國民來說已經張開的巨大而又不可須臾缺少的安全網的漏洞，讓包括高大媽在內的廣大農民老有所醫、老有所養，應該成為當下全社會優先考慮和著重關注的重大民生問題。

鑒于以上情況,筆者認為應當采取以下有效政策舉措去進一步推進農村社會保障事業：其一，借新農村建設的東風，繼續加大支農惠農力度。要加大老少邊窮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主要用于改善農村居民的醫療衛生狀況。一方面要提高門診和小病的報銷比例，維護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讓“高大媽們”明顯地從“新農合”制度中感受到實惠，而不至于再出現“小病拖成大病，大病無能為力”的悲劇；另一方面要完善大病救助機制，盡量把王老漢所說的那7000塊錢也給報銷了。同時最好定期給這些新制度的成員們免費體檢，還要幫他們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衛生習慣，因為“預防勝于治療”這句老話什么時候也丟不得。要逐步提高農村低保補助標準和補助范圍；盡快由點到面的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率先在村干部、計生戶、“五保戶”、村醫生以及像老楊這樣的失地農民等凡是愿意并有能力適當繳費的群體中試行養老保險，這也等于給為村民所寄予厚望的在村里當家的人們一個退路。因為，不少的村干部也是能人，也有致富本領和經商頭腦，但是,為了全村人的事務他們必然要影響其個人的發家致富。讓他們參保，既是一個示范作用，也是使其安心工作的好辦法。同時，也不要再讓“老楊們”白白的、無謂的為所謂政績做貢獻了，要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其二,在強化經濟保障的同時讓服務保障也同步跟進。通常情況下，經濟越發達，服務保障在社會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越顯得重要。而我們國家目前在這方面做的還遠遠不夠。比如面對越來越多的高齡老年群體，服務保障如果能做得到位的話要比僅僅依靠物質幫助，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明顯得多。除在這一方面積極做好相關產業的開發之外，還要盡快壯大社會工作人才隊伍，依靠多種途徑培養大批社工人才，使其深入基層社區，深入空巢老人、留守婦女兒童、精神障礙者、殘疾人等等這些弱勢群體家庭中開展專業性的社會工作。專業社工的介入對于和諧社會、和諧家庭，乃至和諧心靈的構建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其三,拓寬資金籌措渠道，提高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在這方面，除了擴大地方財政責任，調動地方參與制度建設的積極性之外，還可以通過發行社保彩票來募集資金。在加強有效管理的基礎上，還可以充分發揮境內外NGO、NPO等這些所謂的第三部門的作用。這些組織往往具有高效、靈活、創新的優勢，既節約了制度運行成本，又具有很好的道德示范作用。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