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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的本質是什么、當代我國農民的問題是否就是土地問題、農業改革和發展的中心任務和最基本任務是什么、傳統農業發展觀和我國社會主義農業實踐中有何過失、未來解決三農問題的指導思想和政策重點是什么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作了辨析和回答，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和主張。

關鍵詞：三農問題；知識貧困；組織效率；農業發展觀；政策重點

一、關于三農問題的本質

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合稱三農問題，有人把三農問題概括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其實，三農問題不是三個問題，三農問題歸結起來是一個問題，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窮”。這不是本人的新發現，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語道破天機。鄧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肯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鄧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大家想一想，如果農民都富裕了，過上了小康生活，還有三農問題嗎？

窮不是三農問題的本質，而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農村中存在的一種歷史現象，是三農問題在農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窮有窮的原因，窮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關鍵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論界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3]討論三農問題的本質，就是要找到三農問題的“窮根”。這樣，才好問病開方，對癥下藥。不然，不但治不了病，還會加重病情，既是不加重病情，也會延誤治療的時機。

其實，這個問題并不深奧。問題的關鍵和關鍵的問題在于我們愿不愿意、敢不敢于承認關于這個問題的事實和正視其中的科學道理。以愚人之見，中國農民之所以窮，不是干部隊伍的政治覺悟不高，也不是區位和資源條件不好，更不是農民兄弟不夠勤勞，窮的根本原因抑或本質是干部隊伍中的知識貧困。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發展需要一個合理的制度結構和相應的激勵機制。當社會的制度結構和激勵機制有助于鼓勵生產性努力時，社會的發展就會加快；相反，當一個社會的制度結構和激勵機制給個體和組織留下太多非生產性努力的空間時，社會的發展就會變得緩慢甚至停滯不前抑或倒退；當個人的生產性努力和具有社會勞動屬性的個別勞動及相應的預期得不到社會和組織的實質性認可時，人們就會降低甚至停止這種勞動努力；當社會的激勵機制弱化到個體無法容忍的地步時，人們要么是無所事事，要么離職另就或者遠走他鄉。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4]當個人的正當努力得不到相應的合理回報、理想和抱負無法實現時，人們為什么要為之而奮斗、不辭辛勞呢？

從歷史和形成機制上看，制度和激勵機制的人們長期博弈的結果。政府作為公民契約的結果及意志人，培育和建立合理的制度結構和激勵機制是政府不可推卸責任的責任。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傳統社會，離開了政府推動、政策和制度引導，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將只能是步履蹣跚甚至寸步難行。

政府是權力的象征，但政府不是抽象的，政府的權力分散在各個職能部門和事業單位的領導干部手中，政府的理性和決策的科學化水平取決于干部隊伍的知識化程度和理性水平。革命導師列寧指出：“要管理就要內行。”[5]政府管理社會政治經濟事務，不能依靠外行領導內行，而要成為內行，必須使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領導干部真正成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知識個體，真正成為知識淵博、事業心責任心強的領導人才和管理專家。

“知識和技術的進步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歷史上“知識存量的累計對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長期變遷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6]計劃經濟年代沒能解決中國治窮的問題，是因為當時中國社會普遍缺乏制度知識和科學的經濟理性，甚至一度鼓吹“以階級斗爭為綱”，知識分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九”，尤其是決策層在經濟體制的認識上存在著當時無法克服的意識形態剛性，延緩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

回顧80年代中期，當“民工潮”剛剛啟動時，我們的城鄉干部帶頭圍追堵截，甚至把“民工潮”定性為“盲流”。事實上，“民工潮”是貧困中的農民對改革開放所釋放的城市收入流和對勞動力的增量需求的理性回應，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最后，還是事實教育了我們的干部，喚醒了我們干部的科學理性。

同志曾經指出，政策和路線，是黨的生命；政治路線確定之后，起決定作用的就是干部。干部的知識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決策的科學化水平和領導水平，進而決定社會制度結構和激勵機制的科學化程度。如果不是這樣，國家又為什么要不遺余力地發展包括碩士、博士層次在內的高等教育呢？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黨要“按照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要求，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試想，一個知識層次低下和知識狹窄的領導干部又如何能夠具備高超的領導才能和執政能力呢？誠然，他們憑借個人經驗和主觀臆斷也不是不能偶爾做出正確的決策，但要其避免決策的失誤就十分困難。無知則無畏。也正是出于無知，人類社會歷史上才會出現哪些貌似壯舉但卻十分荒誕的政治經濟決策和種種可怕的行為后果。當今社會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成為決定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關鍵要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規模、速度、結構和效益，與這個地方的知識生產、知識傳播和知識的應用密切相關。近年來，領導干部和用人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或許已成為百姓的笑料和痛斥的對象。在中國越是落后的地方，敢于堅持真理、說真話、辦實事、講實效的人才越是得不到提拔重用，甚至受到打壓排擠，而發達地區則視人才為珍寶，不惜重金引進、高職聘用。對于這種一方面嚴重存在干部隊伍知識貧困，另一方面又不尊重知識和人才的現象，實在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要不然，為什么落后地區有如此多的人才流失現象呢？

安徽省社科院辛秋水先生提出“文化的貧困與貧困的文化”這個命題耐人深思。文化的貧困本身也是知識的貧困，沒有知識又何談人類文化呢？解決農民群眾中文化的貧困和貧困的文化問題固然重要，不過，本人以為，這還不是三農問題的本質和窮的根源。可以設想，在現有的體制下，“文化扶貧”的經濟效果也不會如預期的那樣理想。人們不僅要問，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為什么當代中國農村依然存在文化的貧困和貧困的文化呢？究其根源，還在于干部隊伍中知識的貧困及政策決策上的失誤。早在1923年，革命導師列寧在《論合作制》一文中就提出在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農民的文化教育。然而，在我國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甚至到今天，農民的文化教育依然未能引起各級領導應有的重視，不然，辛老也就沒有必要大書特書《文化的貧困和貧困的文化》了。這不是干部隊伍中關于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知識的貧困又是什么呢？

因此，本人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首先解決干部隊伍的知識貧困，而要解決干部隊伍中知識貧困的問題，必須下大氣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用人機制，進一步加強干部教育與培訓。唯有這樣，中國農村發展才有希望治窮致富、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康莊大道。

二、關于“農民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的質疑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根據當時中國革命的形勢和社會經濟狀況，提出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革命的中心內容和最基本的任務這一光輝思想。正是在這一光輝思想的指引下，幾萬萬中國貧苦農民才得以從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獲得了經濟和政治上的雙重解放。長期以來，“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似乎已成了一個不爭的真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學術界和政壇中的一個習慣用語。

如果說對中國社會經濟形勢的這一基本判斷或估計直到20世紀末還是正確的話，那么，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恐怕已不符合中國的實際，對當代中國社會和農村狀況的這一基本判斷需要重新認識，至少可以認為“農民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這一觀點的正確性是值得商榷的。其理由是：（1）土地問題已不再是當代中國農民政治解放和農村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問題，中國早已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廣大農民已普遍地獲得了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承包經營權）。盡管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結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民家庭承包經營權還存在某種程度上不穩定和權益實現上的障礙，但我國新的《土地管理法》第14條規定：“土地承包期為30年”，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指出：“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的政策，……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可以認為，盡管農村土地制度還不完善，土地制度改革與創新對保障農民的正當權益、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熱情和勞動積極性具有一定作用，但土地產權制度在整個農業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已開始不再成為制約農業發展的最主要的障礙。（2）我國的經濟體制形態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確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在決定農業家庭經營經濟效益和整個農業發展中的作用已大大下降，或者說不起主要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買方市場條件下，家庭經營和農業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已不是生產成本和生產效率問題（盡管還很重要），而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流通效率，以有效解決小規模家庭經營與大市場的矛盾。（3）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在知識經濟時代，決定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不是土地和資本，而是知識，未來農業也必將是知識農業，是信息化、數字化農業。（4）許多地方的事實表明，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許多農民不想多承包土地，甚至出現了大面積的土地撂荒，這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土地對農業和農民的相對意義在下降。

3．關于我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中心內容和最基本任務

當代中國農業的改革與發展問題千頭萬緒，錯綜復雜。那么，中國農業改革與發展的中心內容和最基本的任務是什么呢?迄今為止，這一問題未見有成效的回答。不明確這一問題，農業改革與發展就只能是“事倍功半”。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指出，一個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7]我們認為，中國農業改革與發展的中心內容和最基本任務應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作為農業微觀主體的農業家庭經營組織的運行效率，尤其是要有效節約和降低農戶進入市場的交易成本，不斷提高其交易效率。諸如農業技術落后，經營管理水平不高，家庭承包經營權殘缺，農民負擔過重，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等等，都是家庭經營組織運行效率不高的表現或阻礙家庭經營效率持續增長的制約因素，必須用系統論的觀點和科學的發展觀重新審視當代中國農業問題。從農業家庭經營組織效率現狀及其有效運行的管理、技術、組織、制度需求出發，就可以從根本上理順農業改革與發展的脈絡，找到問題的癥結和根本。一個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產權，以便造就使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激勵效應；技術創新、規模增長、教育和資本積累并非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制度提供刺激后的結果，是增長本身，如果是一個社會沒有經濟增長，那是因為沒有為創新提供刺激。一直以來，人們在對制度、行為、經濟績效之間關系的認識上遠未達成共識，從而難以集中對于事實的意見，并由此導致了許多無效的爭論和不當行為。從制度、行為與經濟績效的關系看，要提高農業家庭經營組織的運行效率，必須從影響農業家庭經營效率增長的系統因素和導致農業家庭經營效率不高的體制性根源出發，進一步深化農業改革，加快農業經營體制創新，才能加快我國農業現代化步伐和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促進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四、關于建國以來農業發展觀的科學反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建國后，雖然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在實踐中也有過過失和存在發展觀上的諸多問題。總結起來，傳統社會主義農業發展觀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雜以下8個方面。

1．在經濟體制和所有制形式上，錯誤地堅持計劃經濟和“一大二公”的體制模式，嚴重制約了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力發展，窒息了廣大農村干部群眾的社會主義勞動積極性和創造熱情。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計劃經濟一直被當作社會主義的三大基本經濟特征之一，而市場則被認定為是非社會主義的經濟范疇，甚至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行講話發表后，理論界關于市場經濟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問題的爭論也還在明里暗里進行著，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對經濟體制認識的落后和思想的僵化。新制度理論認為。經濟體制并非是運行于“真空”之中，經濟體制的運行是需要成本的。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無論是計劃，還是市場，都需要成本，問題的關鍵在于兩者的成本孰高孰低。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國民經濟計劃要成為科學的計劃，必須具備計劃編制所必需要的三種基本信息，亦即：（1）每一種資源對每一種產品的邊際生產率；（2）所有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產品上的邊際生產率；（3）消費者的偏好。事實表明，由于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技術水平和生產條件千差萬別，要充分掌握這三種信息，不僅沒有技術上的可能性，即便技術上可能，其成本也會大大超過因計劃科學性的提高而帶來的收益增量，進而使得提高計劃科學性的嘗試變得毫無經濟意義，其結果必然是計劃工作流于形式，資源配置只能靠權利部門和上級首長怕腦袋憑關系辦事，而國民經濟和農業的科學管理自然也就成為空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依靠的是供求價格機制，由供求決定的市場價格信號不僅能更真實地反映出資源的稀缺程度和產品的技術含量，而且體現了消費者的偏好和市場需求。因此，在微觀主體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的情況下，利用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手段，不僅節約了計劃經濟體制下高昂的信息成本，而且市場機制有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進而增進經濟體制的運行效率，促進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重視發揮公有制的主導作用。然而，由于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多層次性，“一大二公”的公有制模式不僅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而且由于農業集體組織中難以克服的“搭便車”等問題，使得這一制度模式不僅不利于農業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且不利于社會主義公平目標的實現和廣大農民勞動積極性的充分發揮。

理論和實踐證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是硬道理。要發展社會主義農業，就必須改革創新傳統社會主義體制模式，堅持走市場化改革道路，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和農業發展的唯一出路。

2．在城鄉關系、產業關系上，違背城鄉統籌發展的科學規律，錯誤地推行城鄉分治、重工輕農的“二元結構”發展政策，嚴重制約了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和農業產業化進程。工業化、城市化是建國后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兩大中心任務。鑒于當時的國民經濟基礎薄弱，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等非等價交換的形式為國民經濟工業化和城市化積累建設資金也是世界各國工業化初期的慣例。問題在于，當我國城市工業化有了一定基礎，城市工業能夠依靠自身積累實現自我發展時，還要用強制性的政策手段要求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不僅不利于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福利的改善，阻礙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進程，而且也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延緩整個國民經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不僅如此，為確保低生產力水平下農產品的有效供給，政府又通過設置一系列的政策壁壘強制性地將數以億計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屯困在有限的土地面積上無所作為，使農業和農民長期遠離城市工業文明的曙光。不難設想，如果長此以往，中國農業還有什么希望，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只能是遙遙無期。

3．在社會主義積累與消費、生產與生活的關系上，違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重積累，輕消費，導致農民福利的過度轉移和喪失，影響了農民的社會主義信心和社會主義勞動熱情。建國后的一段時間，農民與全國其它社會勞動者一樣，社會主義勞動熱情普遍高漲，那是因為他們寄希望于社會主義能幫助自己擺脫貧困，給自己帶來物質和精神上的實惠。然而，當長期的計劃經濟帶給農民的是“一年忙到頭，買不到兩瓶油”時，他們開始茫然、失望，一種莫名的失落感也就油然而生，在局部地區，甚至出現了某種社會主義信仰危機。在廣大農村，直到1978年，仍然有一億二千萬農民的溫飽問題沒能解決。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長時間地違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從農業中提取的積累過多，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越農民的生活生產承受能力，拿的多，予的少，致使農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甚至連農業的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維持，這不能說不是一個主要原因。在不少地方，出于政績的需要，重產值與規模輕質量和效益，重積累輕消費，弄虛作假，浮夸成風，可謂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告訴我們，通過發展高度技術基礎上的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不僅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本身，而且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動力。馬克思曾經指出，人們奮斗為之一切都與其利益有關。背離廣大農民的利益，無視農民生活現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主義農業發展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4．在領導體制和干部隊伍建設上，一定程度違背“四化”和“四個尊重”方針，重人治，輕法治，重資歷，輕知識和能力，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農業法制化和干部隊伍“四化”進程。由于計劃經濟和“左傾”思想的長期影響，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嚴重滯后，致使整個社會未能形成關于人才的科學概念，領導體制嚴重不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干部隊伍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設方面嚴重滯后，能上不能下，任人為親，任人為庸，重資歷輕知識、能力和實績，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成了無事不通、無所不能的“萬能干部”，而社會主義農業發展所需要的事業心、責任感、使命感、專業知識和執政能力，在不少領導干部身上卻嚴重缺失，進而嚴重影響到社會主義農業乃至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

5．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違背系統發展和生態規律，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給農業可持續發展遺留下難以甚至不可修復的生態后果。人類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份子。在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史上，“人定勝天”曾一度成為政治家和決策者們藉以炫耀的口號。在這一口號的召喚下，圍河造田、毀林種糧、濫漁酷捕、亂砍濫伐、草原過牧等現象和問題自然也就層出不窮，而可持續發展無論是認識還是實踐都處于空白的狀態。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才有人呼吁，如果再不加強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長江將會變成中國第二條黃河，更何談農業的旱澇保收、高產穩產、優質高效？直到今天，農業中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問題也未得到根本治理和引起全社會廣泛而普遍的重視，可持續農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政策口號上而非實際工作中。

6．在發展政策和措施上，違背生產力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規律，無視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演化，不切實際的夸大生產關系變革和上層建筑的反作用，而對生產力本身的發展規律認識不夠，進而導致重傳統技術、輕現代農業科技和農業、農民教育的嚴重后果。生產關系的本質在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任何一種生產關系，如果脫離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都不能說是一種先進的生產關系抑或生產關系的高級形態。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由于缺乏對生產關系本質的全面深刻的認識，一味的熱衷于生產關系的變革和所有制升級，過分強調生產關系變革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結果給社會主義農業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在農業發展的技術道路上，則比較熱衷于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技術，而較少地看到世界農業現代化的歷史和發展趨勢，尤其違背科學技術的生產力轉化規律，長期忽視農民文化和職業技術教育，加之僵化的農業推廣體制，使得我國農業技術進步異常緩慢。

7．在農村婦女和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方面，違背人的全面發展規律，對農村婦女和弱勢群體權益保護的法制化建設重視不夠，使他們過多地背負舊的傳統倫理和日常生活的壓力和痛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業可持續發展。廣大農村婦女為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她們的應得到全社會的普遍尊重，她們的正當權益應依法得到保護。建國后，盡管黨和國家把婦女提到“半邊天”的高度，然而，由于傳統習俗和封建道德倫理的影響，加之有關法制化建設大滯后，她們正當權益法律保護程度依然很低，在家庭和社會中的經濟政治地位與她們為社會所做出的貢獻還很不適應，影響了她們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給我國農業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留下了諸多負面影響。農民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總體上處于弱勢地位，在與社會其它利益主體的交易活動中缺乏談判能力，國家理應加強對農民的法律保護。然而，迄今為止，“三農問題”依然成為全社會焦心和關注的熱點問題，這是否從一個側面反應農民作為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程度低下呢？

8．在農村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方面，比較普遍地缺乏制度結構和制度成本的概念，對政治體制的重視程度和改革力度不夠，致使政治體制改革長期滯后，影響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效果和改革的深化。現代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社會制度結構具有整體性、關聯性和耦合性特征，制度結構決定制度效率，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必須樹立制度成本和制度效率的概念。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我國農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由于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上對制度結構、制度成本和制度效率的認識水平不高甚至根本未能樹立現代經濟學關于制度的科學理性，單純地從單項制度安排最優出發，對制度結構中制度安排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考慮不夠，致使農業改革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一些改革本大利微甚至是因無功而返。尤其是農村政治體制改革長期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影響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現有改革的效果。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8]

五、關于未來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指導思想與政策重點

我國有近13億人口，其中農村人口占70%。三農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必須從國家興衰、民族存亡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三農問題。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科學發展觀、正確政績觀和科學的人才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業和農村政策的重點應圍繞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以提高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水平為重點，努力改善農業、農民、農村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斷提高黨和政府對農業、農民和農村工作的理性認識程度、領導能力、管理水平和工作成效。

1．加強農村干部隊伍建設，努力提高干部隊伍的領導能力、領導水平和領導效果。眾所周知，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隨著新科技革命的帶來和經濟全球化形勢的發展，國際農業的知識化、科學化和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農業現代化、農民收入和農村發展水平的關鍵在于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創新業已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而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創新能力、創新水平和創新效果之關鍵的關鍵在于干部隊伍的知識化、專業化水平以及相應的組織領導能力和管理水平。要解決干部隊伍中知識貧困和管理水平不高的問題，必須下大氣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用人機制，進一步加強干部教育與培訓，尤其按照“三支隊伍一齊抓”的方針，加強廣大農村干部、企業領導干部和技術干部的管理教育與培訓。管理既是一門藝術，又是一門科學。因此，現代領導干部必須既懂管理理論，又具備管理經驗。我們不否認通過“干中學”也可以造就出杰出的領導干部，但這種干部培育機制已不適應現代市場競爭的需要，何況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時間成本對我們來說已是非常昂貴。我們知道，二戰后，日本就開始引進美國的科學管理，日本經濟起飛的秘訣之一就是所謂的“三分技術，七分管理”。在美國，隨著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一批受過管理專業教育的職業經理開始登上經濟舞臺，并導致了一場所謂“企業的管理革命”。[9]我國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現有的干部隊伍中有相當一部分未曾接受過管理專業教育，這與時展和形勢要求是很不相適應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強農村干部培訓和管理強化教育，以盡快提高黨和各級政府對三農問題上的認識水平、執政能力，促進農村經濟、文化、社會管理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法制化。

2．加快龍頭企業和農民合作組織培育步伐，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中要求加快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不管哪種所有制和經營形式的龍頭企業，只要能帶動農戶，與農民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給農民帶來實惠，都要在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一視同仁地給予支持。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業家庭承包制創新解決了長期未能得到解決的農業生產組織效率低下的問題，但未能解決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如何導入農業及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在家庭分散經營和獨自進入市場的情況下，無法解決諸如農業中的規模不經濟、技術進步緩慢（農業技術進步在實質上表現為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導入和農業勞動者素質及勞動技能的提高）、生產經營的計劃性和預見性差、農業產出及市場價格大起大落、政府農業宏觀管理的難度大等一系列問題，因此，依靠農戶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實現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和我國農業的現代化。

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宏觀意義在于通過農民的組織化和農業的一體化經營，依靠農業經營體制創新實現農業經營機制轉變，促進農業的區域化布局、規模化種植、集約化生產，進而實現農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高產穩產、優質高效，不斷提高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其微觀意義在于通過區域化、專業化、規模化、集約化、一體化的生產經營，拓展農業的產業鏈條和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最大限度地提高農業的產出效率和農業家庭經營收益。

農業產業化經營需要在家庭經營基礎上發展有效率的組織載體，其中，龍頭企業和合作組織就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要組織載體。實踐證明，通過龍頭企業（公司）和合作組織+基地+農戶等組織體制創新，不僅可以有效滿足農業現代化對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及資金、人才和信息等需求，而且可以最大限度的發揮農業生產和流通中的規模經濟及區域比較優勢，節約農戶進入市場的交易成本，增強農業生產經營的計劃性和預見性，避免生產和收入的大起大落，同時還可以利用龍頭企業和合作組織的實力和優勢，有效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克服農業發展的需求約束，加快我國農業的國際化進程，進而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企業贏利、政府減負增稅，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和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3．按照城鄉統籌、區域統籌的要求，優化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動力機制、就業機制和投資機制。城鄉統籌、區域統籌是堅持科學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須逐步理順城鄉分配關系和調整區域發展政策，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結構”體制和國民收入分配制度，進一步加強對農業的政策保護，加大對西部農村的開發和支持力度，善待進城農民工，依法保護好農民和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為農業可持續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和政策法律環境。

4．加快技術創新步伐，認真實施科教興農戰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農業，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科技是關鍵，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礎。離開農業科技和教育的發展和創新，我國農業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也就無從談起。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在農業發展的技術道路上，比較熱衷于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技術，而較少地看到世界農業現代化的歷史和發展趨勢，尤其違背科學技術的生產力轉化規律，長期忽視農民的文化教育和職業技術培訓，加之僵化的農業推廣體制，使得我國農業技術進步異常緩慢。目前，我國農業科技貢獻率僅有45%，而發達國家（地區）的農業科技貢獻率已達80%甚至更高。另外，堅持科學發展觀，走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就必然要求加強農業生態保護、生態開發和生態建設，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生態農業，離開現代農業科技發展和創新，農業生態保護、開發和建設及生態農業的發展將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必須深化農業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加強農業科技開發的平臺和團隊建設，加大主導產業（品）研究開發力度，完善農業推廣體系，加強農民和農業企業經營者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逐步建立起依靠農業技術進步、提高廣大農業勞動者科學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的現代農業發展機制。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在抓好現有適用技術及配套措施推廣應用的基礎上，認真組織科技資源，加大農業高新技術的開發力度，積極扶持有條件的龍頭企業創設農業技術創新中心，鼓勵、支持和引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加快農業高新技術的引進、推廣和應用步伐。在科教興農工作中，要堅持以人為本，切實尊重和保護好廣大農業科技工作者和農業推廣隊伍的辛勤勞動和創造欲望、創造熱情和創造成果。

5．十分珍惜和依法保護好每一寸耕地，切實保障失地農民的正當權益。土地是基本農業生產資料，耕地又是確保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基礎之基礎。隨著人口的增長，我國土地資源尤其是耕地資源將變得更加稀缺和珍貴。因此，必須進一步加大《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的執法力度，確保耕地動態平衡。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城市化發展，一部分農村集體土地被征用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土地征用過程中，必須嚴格土地征用程序，依法保護好失地農民的正當權益，認真做好土地征用的經濟補償和失地農民的失業安置工作，積極推進農村和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特別是要妥善解決好農民“失地又失業”問題，警惕和防止“農民邊緣化”現象的蔓延和擴張，做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不留“死角”，不出差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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