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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關鍵詞批評”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從國外引入以來，便逐漸在國內的文化研究、文學理論批評研究領域流行并且被援用，形成了中國學界“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文化研究和文學批評類型與方法，“關鍵詞批評”被運用于中國古代文論研究領域，出現了“中國文論關鍵詞”研究之新的學術研究向度。“文論關鍵詞”研究，對于解決傳統文論研究中的“融通”路徑、探析傳統文論之“語素”與元范疇生成問題、文論觀念史與思想史和文化史關系，以及更加深入地探討中華文脈、中華文化和美學精魂的內在生成聚合與標識性展現，通過“文論關鍵詞”研究在融通的學術視域和語境拓展中對傳統文論進行創造性闡釋和創新性轉化，分別就傳統文論元范疇之語素與關鍵詞質性、如何通過關鍵詞確認來尋繹和展示傳統文學觀念的端緒脈絡與思想史軌跡、關鍵詞研究與實現傳統文論研究中的觀念史與思想史融通和結合途徑等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論析，均具有重要的學術指向性和文化“時義”。

關鍵詞:中國文論；關鍵詞批評；關鍵詞研究；文論關鍵詞；融通路徑

關鍵詞批評與關鍵詞研究是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從國外引入并逐漸開始在文化研究、文學理論批評研究領域援用、流行的一種文化研究和文學批評類型與方法，尤其是到２１世紀伊始，一度成為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關鍵詞批評與關鍵詞研究作為一種研究類型與方法，經過２０多年來在中國的旅行、消化吸收，雖然熱點已過，但其在文學理論批評、文化研究、文學史研究與書寫方面得到了廣泛的借鑒與援用；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關鍵詞研究與關鍵詞批評在晚近１０來年期間，還被中國傳統文論與美學、傳統思想文化研究領域有所選擇地吸收借鑒和具體應用，這同時也無不意味著其作為一種研究類型與方法，自引入后便踏上了本土化的歷程，并且取得了值得深入思考總結的互鑒經驗和案例分析之理論學術價值。正是基于此，文章主要圍繞自關鍵詞批評與關鍵詞研究傳入中國以來，在２１世紀以來的文化研究和文學理論批評被接受和援用的基礎之上，逐漸引起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和傳統思想文化研究領域的關注和吸收借鑒，啟發和帶動了傳統文論和思想文化研究領域的關鍵詞研究熱點這一現象。針對這方面研究中的一些具體案例進行分析評價，文中分別就傳統文論元范疇之語素與關鍵詞質性，如何通過關鍵詞確認來尋繹和展示傳統文學觀念的端緒脈絡與思想史軌跡，關鍵詞研究與實現傳統文論研究中的觀念史與思想史融通和結合途徑等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論析，不足之處祈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關鍵詞研究方法與傳統文論研究之融通路徑

“關鍵詞”作為一種類型與方法，于２０世紀中葉進入西方人文研究學界，更具體地說是進入當時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文學批評領域，形成了人們現在常說的關鍵詞批評、關鍵詞研究的研究類型與方法。“關鍵詞批評”是由英國著名文化理論家和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ＲａｙｍｏｎｄＷｉｌｉａｍｓ）提出來的，他在《文化與社會：１７８０－１９５０》《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這兩本書中提出和創立了“關鍵詞批評”這個具有特定的類型示范和方法論設計的概念，其實質則是主張在研究中以核心術語為考察和闡釋的重心所在，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對研究對象進行梳理，以達到揭示出作為研究對象的關鍵性詞語背后所蘊含的政治思想方面的義涵、歷史語義和人文意義的發展演進軌跡之目的。基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尤其是早期的文論之生成發展情狀與思想文化個性，文史哲或曰經史子集四部打通進行“融通”性考察梳理和分析闡釋的研究，在相當程度上應該成為古代文論研究學界的一個共識，而“關鍵詞研究”正好為觸發“融通”研究路徑提供了一個契機。然而，在分科治學日趨深入的今天，捍衛各自學科的獨立性、合法性與有效性，則往往成為眾多學者不約而同的選擇。于此形勢下，能夠洞察并坦陳中國思想傳統中“文學的問題并非本源性的問題而只是衍生性的問題”[１]，尤其是在先秦兩漢時期，“古人關于文學的種種見解，不管相同或互異，幾乎都是圍繞思想文化在當時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而發的，往往并非針對文學本身問題而提出的解答，因而常常具有豐厚的歷史經驗和理論思辨以外的目的”[２]，這實際上正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尤其是早期文論研究中需要以“融通”眼光和方法為問題提出充足理由。這里講的“融通”，系指以關鍵詞為紐帶的文論與社會歷史形態、文論與整體性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內部各門類之間的充分的視界融合，也就是說需要回到它們的同生共長的“原生態”歷史場景和語境，來揭示和闡釋文論關鍵詞與整個傳統思想文化之間的整體性、統一性、有機性關系，以進一步推動傳統文論研究的學術深化和路徑創新。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認識和理由，以下我們便以夏靜所著《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一書為例，對其進行個案式分析討論，以闡發我們為何強調“關鍵詞研究”與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之“融通”路徑之內在關聯性與主要意義。我們認為，《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一書所進行的探索性研究，從學術理念和方法論兩個層面具體實踐了“關鍵詞研究”這一研究理念與路徑。該著作不囿于既有范式，通過九個關鍵詞的個案研究以小見大，力求在廣闊的文化視野與原初的歷史語境之中更加充分地彰顯出中國文論的意義世界與生命活力。該書在研究理念與方法上的雙重創新追求，為拓展中國傳統文化及文論研究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嘗試。

二、作為“語素”的元范疇

古代漢字本身的語素特點及其在衍生性構詞和意義生成方面的強大功能，使得“關鍵詞研究”成為在融通考察和分析中探索古代文論范疇、概念、術語、命題生成和演變軌跡的一種有效的方法。按照書名所示，“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乃偏正短語，它表明該書所聚焦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獨立與純化后的文學觀念，而是扎根于思想傳統中的文論概念、術語、范疇、命題及其生成與衍變。用著者自己的話講便是“將其從業已不斷被闡釋而形成的傳統回復到其原生的批評意識中，發現其承流會變之軌跡，梳理其由本及末之源流，尋求以最微觀單位詮釋思想文化本源之可能性”[２]。如果說更加充分地呈現“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是該書立論的主旨，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如何在“中國思想傳統中”有效地解詮“文學觀念”？答案或許有很多，我們不妨從該書目錄看起。與一般注重立體式展開的篇章模式有別，《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的一級目錄（亦即通常所說的“章”）由“文”“象”“氣”“樂”“禮”“和”“參”“誠”“養”等九個關鍵詞并列構成。這部淡化了從第一章到第Ｎ章邏輯順序的著作，將所述內容以近似于“星叢”（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的形式分布，一面標記著關鍵詞彼此間的關聯互動，一面又摹狀出早期中國文學觀念的知識狀況與精神風貌。據此而言，該書體例與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形神皆似。無論是逐次分析１３１個詞條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還是重點研究９個“語素”的《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均采用了辭典體，此為“形似”。至于“神似”，指的是后者吸納了發軔于前者的關鍵詞研究法之精髓，注重對常見語詞的“陌生化”探詢，并由此以小見大，解鎖關鍵詞背后豐富的歷史文化意涵。在借鑒文化關鍵詞研究法的基礎上，《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一書還結合漢字、漢語典籍與中國古代文論的自身特質，提出“語素”的新概念。通觀全書，我們有理由認為著者在自序中特意拈出的“語素”一詞，與通常名之曰“范疇”或“關鍵詞”的文論概念有所不同：“本書研究的‘文’‘象’‘氣’‘樂’‘禮’‘和’‘參’‘誠’‘養’九個語素，既有實體性語素，也有功能性、關聯性語素，在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中，上述每一個語素都具有復雜多面的意義關聯與價值指向。”[２]所謂“語素”，系最小的音義結合體。依據語言學標準劃分，“文”“象”“氣”“樂”“禮”“和”“參”“誠”“養”皆屬于由一個字構成的“單音節語素”、具有詞匯意義的“實語素”和構詞時位置靈活的“自由語素”。它們不僅能夠獨立成詞，還具有很強的構詞能力。考慮到著者選取的“語素”在中國傳統文化及文論意義建構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便不可將它們視作一般意義上的范疇或關鍵詞，而應是具有“本源”與“本原”雙重意義的“元范疇”或曰“元關鍵詞”。以“本源”驗之，著者所論的九個“語素”至遲在“軸心期”[３]譹訛便已奠定形音義的基本形態，并深植于先秦以五經和諸子為代表的文化元典之中。在此基礎上，其語義根柢和原始出處還可繼續向前追溯至禮樂傳統、巫卜文化、原始信仰，以及金文、甲骨文乃至符號和初文之中。舉例以明之，正如著者所揭示的那樣，作為語素的“象”及其背后的“尚象”意識，就“源自遠古思想文化觀念的凝結與積淀，這不僅可以從出土的原始器具、飾物以及甲骨文、青銅器中窺得，也可以從早期宗教藝術如占卜、詩、樂、舞中體悟，還可以從許慎‘依類象形’‘文者物象之本’的象形文字理論中考見，更可以從易學之‘觀象制器’、天文歷法之‘觀象授時’及‘四象’說、中醫之‘藏象’‘脈象’‘氣象’、孫子兵法之‘兵形象水’、文學藝術‘意象具足’之審美追求等觀念形態的表述中領悟一二”[２]。抓住了“象”以及諸如此類的其他八個語素，便意味著能夠正本清源，回溯到中國文學觀念發生與文論意義生成的原初語境，為文學問題尋得本應具有的文化視野與思想坐標。以“本原”論之，上述九個“語素”還內化作思維、外顯為構詞，成為后人不斷復述與闡發的高頻詞匯，從而在中國傳統文化及文論語境中發揮本質化、根本性的作用。諸如“文”就衍生出“文德、文武”“禮文”“文教”“文學”“文章”“文道”等一系列核心范疇[２]；“氣”涉及“具象之氣”（如“云氣”“暮氣”）、“本體之氣”（如“沖氣”“理氣”）、“精神之氣”（如“神氣”“才氣”）之“一體三相”[２]；至于“和”，不僅孕育出“中”“雅”“味”等范疇，還作為一種在對待立義中求得圓融的思維模式，深刻而廣泛地影響到“文與質、言與意、意與象、情與理、情與采、形與神、動與靜、虛與實、奇與正、雅與俗、巧與拙、清與濁、濃與淡、隱與顯、繁與簡、方與圓、疏與密、因與革”等文論范疇的美學追求[２]。就體量而言，國內常見的文論關鍵詞著作有一詞一書式，如近年出版的李建中《體：中國文論元關鍵詞解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４），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２０１７）；也有收錄數十個乃至上百個詞語的類詞典模式，如南帆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９９個詞》（浙江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３），廖炳惠編著《關鍵詞２００：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匯》（江蘇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集中論述九個基本語素，既無疊床架屋之虞，亦無走馬觀花之憾，而是以適中的篇幅，保證了每個關鍵詞的理論視野都能夠介于微觀與宏觀之間。更為重要的是，著者選取的這九個基本語素還作為元范疇或曰元關鍵詞，在中國傳統文化及文論體系中發揮著交通樞紐與重要的門戶作用，以此為入口，可“發其關鍵，直睹堂奧”。

三、尋繹文學觀念的端緒、脈絡與語境

通過文論關鍵詞確認和對其進行歷史語義學分析，尋繹古代文學觀念的端緒、脈絡與語境，是古代文論研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作為方法的關鍵詞研究反對下定義，主張跨學科通觀和立足歷史語境并面向現代價值的意義詮釋。在這種意義上講，它“不是詞典發展史的一串注腳，也不是針對許多語詞所下的一串定義之組合”，而“應該算是對于一種詞匯質疑探詢的記錄”[５]。為了實現該訴求，關鍵詞研究在“文化與社會”的整體視野下，尤其重視發掘詞根義、梳理坐標意義和分析近代轉義。因時間和論域集中在中國文論的早期形態，《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在考釋文論基本語素與批評意識之源流、尋繹衍生范疇與命題承流會變之軌跡兩方面，用力甚多且頗見成效。大致說來，《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既“溯洄從之”，將禮樂傳統以及此前的巫卜文化、原始信仰作為先在的知識資源，在自然與社會、宗教與政治、思想與信仰等主流問題的探討中，抽繹出有關審美與藝術的文學觀念之端緒；又“溯游從之”，于內厘清“文”“象”“氣”“樂”“禮”“和”“參”“誠”“養”等語素在文論話語體系中的構詞脈絡，向外歸納“尚文傳統”“象喻思維”“氣學譜系”“樂教源流”“禮教影響”“中和維度”“參之意義”“誠之美學”“養氣功夫”等文學觀念、批評意識在文化與社會語境中的全方位輻射。而所謂的端緒、脈絡、語境還借助基本語素的串聯與互動，共同構建起中國古代文論的主體框架。這種對中國思想傳統中文學觀念的重新審視，首先從文學觀念的端緒出發，梳理批評史的內在脈絡。以“文學”之“文”為例，該字在《漢語大字典》中有“刺畫花紋”“紋理，花紋”“自然界或人類社會某些帶規律性的現象”“禮樂儀制”“法令條文”“字，文字”“言辭，文辭”“文章”“書籍”“美德”等２３個義項[５]。那么，如何在“綜合體”中尋繹“文”的源生與衍生脈絡呢？著者在《釋“文”》和《“文”義衍生》兩節為我們提供了示范。通過對甲骨文和金文“文”字形體的考察，著者將“文”的本源意義歸納成外之“錯畫”與內之“文德”兩個維度：“由外在‘錯畫’文飾含義，引申為藻飾、章采、儀式、聲容以及《禮》《樂》《詩》《書》等古代文獻乃至文化傳統中各種具體可感形式；由內在‘文德’含義，演繹出德行、禮文、人文、文教、文章、文學、文物、文質等抽象范疇乃至文化傳統內在精神品格。”[６]在思想文化傳統中，由語素“文”衍生出的“文德、文武”“禮文”“文教”“文學”“文章”“文道”成為核心范疇。至于此后文學批評史反復言說的“文質”“文筆”“文采”等范疇則孕育于“文德、文武”“文學”“文章”之中。由此，從基本語素經思想文化的核心范疇再到文論范疇的“文———文德、文武，文學，文章———文質、文筆、文采”之脈絡清晰可辨。為了實現該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拓展，著者沒有縱橫捭闔，也沒有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反而是將視線收回到最微觀、最基礎的“語素”，“以最微觀單位詮釋思想文化本源”，由此而頗具老莊哲學“反者道之動”的意味。不唯如此，這種對中國思想傳統中文學觀念的重新審視，還從文論話語的體系出發，返回文化史的整體語境。我們知道，語素是構詞的單位，而詞語又是思想觀念的載體。因之，在一個個具體可識的語素與浩渺深邃的思想之間也就存在著雙向溝通的可能。以著者對“象”的闡發為例。源自先民“尚象”意識的“象”語素，經先秦思想家的闡發而演變為“象喻”思維。在文論史脈絡中，作為一種闡釋方法的“象喻”，“衍生出或關聯到‘以象比德’‘取象比類’‘感物言志’‘比興’‘得意忘象’‘緣情托物’‘借景言情’‘托物起興’等藝術傳統”[６]。而在更廣闊的文化史視野下，作為一種致思方式的“象喻”，還“衍生出‘觀象制器’‘象其物宜’‘以象比德’‘名實之辯’等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題”[６]。“象”及其背后的“象喻”思維之所以能不囿于文論史，全面輻射到思想史、哲學史、美學史之中，就在于它“預設了人們思維的全過程，即由具體物象到觀念之象乃‘觀物取象’，由觀念之象到萬物具象乃‘觀象制器’，由已知之象推未知之象乃‘取象比類’，由固有之象到應然之象乃‘立象盡意’”[６]。透過紛繁復雜的現象，在文化中把握思維的共性，給文學觀念以文化史的坐標，如此一來，便可既凸顯作為文論范疇的“象”以及“文”“氣”“樂”“禮”“和”“參”“誠”“養”等語素的獨特性，又不忘它們在思想傳統中作為“公共話語”的普遍性。

四、觀念史與思想史的結合

文學觀念史研究與文學思想史研究各有側重，但是相互結合取長補短，則是古代文論研究的一種理想方法，而文論關鍵詞研究正好使兩者很好地融匯到一起。按照雷蒙?威廉斯的理解，關鍵詞研究對語義的注解與評述屬于歷史語義學范疇，同時還與文化歷史、思想史、社會批評、文學歷史以及社會學等存在或多或少的關聯。這也正是嚴格意義上的關鍵詞研究與一般觀念史、范疇研究的區別之所在。以此觀之，《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雖然聚焦的是“文”“象”“氣”“樂”“禮”“和”“參”“誠”“養”以及“尚文傳統”“象喻思維”“氣學譜系”“樂教源流”“禮教影響”“中和維度”“參之意義”“誠之美學”“養氣功夫”等文學觀念的歷史嬗變，卻并未局限在文學與文論內在的、單一的、自足的體系內，而是將其放在思想史與社會史的宏觀視野下，形成了內在文學觀念史與外在文學思想史相結合的研究路徑。聚焦內在結構的觀念史研究與著眼外在關聯的思想史研究，因各有側重而兼具“洞見”與“不見”。單純的文學觀念史研究將觀念視為不受社會、政治、經濟等外在因素影響的“常數”，盡管長于追蹤觀念范疇自身的演進線索與自足的邏輯關聯，但也有走向“深刻的片面”之風險。在洛夫喬伊等觀念史家看來，“雖然一個觀念可以用來表達不同的歷史形象，但觀念本身沒有發生實質變化”，這就難怪思想史家斯金納批評觀念史研究中沒有“真正的歷史”（Ｇｅｎｕｉｎ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７]但是，文學觀念與文論范疇畢竟是關于文學本質論、價值論、通變論、作家論、創作論、作品論、鑒賞論、批評論等特定問題的思考與表述，在受到社會、政治、經濟等時代背景與宗教、信仰、風尚、輿論等思想氛圍影響的同時，還會保留傳統的慣性與個人的經驗。因此，唯有內外結合，取長補短，方可謂為全面。著者以書名的形式提出“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之學術命題，就內含了“觀念史＋思想史”的用意。沿著觀念史與思想史相結合這一“融通”路徑，我們將會發現，禮樂傳統下文論意義的獲取不單是一種文學知識的獨立、審美價值的印證和文論體系的建構，還與承載該文論意義之語素如何具備政治、道德、哲學、美學意義的“前史”密切相關。且看著者對先秦兩漢“禮”與“樂”互動三個階段的梳理：第一階段，時維周公“制禮作樂”，思想史上的“禮樂”由宗教巫卜文化演變為政教倫理文化，表現為觀念史上的“樂主禮輔”；第二階段，時維春秋“禮壞樂崩”，思想史上的“禮樂”開始更多關涉人的本質及現實存在的問題，表現為觀念史上的“禮樂蛻變”；第三階段，時維漢代“禮樂復興”，思想史上的“禮樂”演變為學術與政治結合的帝國意識形態，表現為觀念史上的“禮主樂輔”。[２]以“樂”之一維觀之，如果說周公“制禮作樂”還屬于“以樂崇禮”，那么隨著春秋“禮壞樂崩”和漢代“禮樂復興”，“樂”的地位便開始逐漸下移，并最終成為“以樂為樂（ｌè）”。“與此相伴，其本身所蘊含的審美品格得以顯現，音樂的世俗化和享樂性使其不斷擺脫等級制度的束縛而徹底人間化了。”[２]明乎此，方可在歷史實踐與社會生活的廣闊天地里，在“不僅是思想的而且是歷史的結構”（雷蒙?威廉斯語）中，理解由“樂”語素衍生出的“雅正”“雅俗之辯”“盡善盡美”“大音希聲”“與民同樂”“非樂”等文論范疇或命題之來龍去脈與前世今生。也正是得益于“觀念史＋思想史”的綜合融通研究，我們才能通過閱讀本書更好地觸摸歷史，感受“文”“象”“氣”“樂”“禮”“和”“參”“誠”“養”等觀念所折射出的中華文化的思想魅力與言說智慧。諸如“參”之“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態度，既是指天地人的存在狀態與相互關系，也表達了人對天地的敬畏之情”[２]；“誠”之“既是一種生活態度，與倫理規范等經驗層面聯系在一起，也是一種存在方式，與天地人的整體意義世界和人之存在本體相聯系，還是一種審美需要”[２]；“養”之“既是一種生活方式與生活藝術，也是一種身心修煉與欲望治療，還是一種精神寄托與價值信仰”[２]———它們所指涉的不只是中國思想傳統中的文學觀念，亦是人類歷史文化長廊里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總之，通過以上四個層面的陳說和個案分析，我們認為，“文論關鍵詞”研究，對于解決傳統文論研究中的“融通”路徑、探析傳統文論之“語素”與元范疇生成問題、文論觀念史與思想史和文化史關系，以及更加深入地探討中華文脈、中華文化和美學精魂的內在生成聚合與標識性展現，通過“文論關鍵詞”研究在融通的學術視域和語境拓展中對傳統文論進行創造性闡釋和創新性轉化，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前沿性和文化“時義”。

作者:康倩 單位: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