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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刑法理論體系綜合考慮了多種因素，能夠給予犯罪人員嚴厲的刑事處罰，使犯罪人員能夠為自身行為造成的后果承擔刑事責任，為我國法治社會建設提供保障，還能夠維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發展。隨著我國社會不斷發展與進步，刑法理論體系也越來越完善，為公民人身安全以及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刑法理論還存在部分問題沒有解決，刑法理論缺少考慮被害人的視角，刑法過度關注于犯罪案件本身，對于被害人的重視程度并不高，刑法主要目的是維護公民合法權益以及社會尊嚴，但目前對于被害人的人性關懷還相對缺乏。

關鍵詞：被害人視角；刑法；理論；重構

刑法理論體系中如何融入被害人視角，是其構建過程中所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在刑法理論構建中，缺少從被害人視角出發的考慮，對于被害人的關注度不夠。被害人是刑事案件構成的主體，刑事理論對被害人因素考慮不充分，甚至在部分刑事案件中忽略被害人，違背了刑法理論構建的初衷。刑法實施過程中，對于犯罪案件本身關注較多，沒有考慮到刑事案件對于被害人的影響以及傷害，無法維護被害人的尊嚴。對于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的重構，能夠給予被害人法律上的尊重以及人性的關懷，使刑法不僅能夠給予罪犯處罰，還能夠維護被害人應有的法律權益。

一、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的重構對刑法體系基本范疇的影響

（一）重新界定刑罰地位與意義

刑法理論是我國針對破壞社會秩序、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以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所制定的處罰標準，使犯罪人員能夠為自身行為造成的嚴重后果付出相應的代價。犯罪人員在實施違法犯罪的行為后，針對犯罪事件的嚴重程度，刑法理論會給出相應的刑事處罰，并將犯罪人員送往指定單位進行服刑。犯罪人員在刑滿釋放之后，就表示犯罪人員已經對自身的犯罪行為付出代價，犯罪人員可以正常行使自身在社會上應有的權利。刑法理論雖然能夠給予犯罪人員相應的處罰，但是對于犯罪人員應對被害人所做的補償較少，不能夠對被害人履行相應的責任。刑法理論的實施應更加關注犯罪人員對被害人的侵害，再考慮犯罪人員對社會的影響［1］。刑法理論中考慮被害人視角，需要重新界定刑罰的地位以及意義。刑罰在我國刑事處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具有較強的壟斷性，刑事案件對犯罪人員在實施處罰時，都是按照刑罰標準進行判定的。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的重構，能夠給予刑事處罰新的發展方向，并且能夠根據刑事案件的實際情況，采取其他合適的處罰標準對犯罪人員進行處罰。其重構的意義能夠充分維護被害人員的人身權利，被害人可以對犯罪人員的行為進行強烈譴責；能夠恢復被害人與犯罪人員的平等性，使被害人不再對犯罪人員產生恐懼；使被害人能夠重新信任法律，為被害人提供更多的生存機會［2］。

（二）危害概念的抽象性與具體性

刑法理論中危害概念占有重要位置，犯罪人員所造成的刑事案件對于被害人以及社會都會產生較大的危害，影響被害人的正常生活以及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危害概念在刑法理論中存在的主要意義，是能夠揭示犯罪人員所犯刑事案件的危害程度，從而對犯罪人員進行科學合理地處罰，使犯罪人員能夠為自身行為造成的后果承擔所需要的刑事責任。在確定犯罪人員所犯的刑事案件嚴重程度的過程中，會將危害概念抽象化，并逐漸將刑事案件危害的概念發展為對社會的危害。在對犯罪人員所犯刑事案件危害性進行判定時，需要判定人員站在更加客觀的角度上進行判定，不能摻雜個人的情感以及人的主觀意志。刑事案件危害性的判定更加偏向于刑事案件對社會的危害，忽略了刑事案件給被害人所造成的危害，沒有充分考慮到被害人的感受［3］。在對刑事案件的危害性進行判定時，需要從被害人的視角進行考慮，并且還要保證危害判定的客觀性以及具體性［4］。針對不同刑事案件以及被害人的不同情況，需要對其危害性進行具體判定，以盜竊犯罪案為例，犯罪人員在被害人擁有20000元人民幣時盜竊1000元和被害人擁有2000元時盜竊1000元，從事實角度看犯罪人員所造成的危害相同，但是從被害人角度看，犯罪人員對被害人產生的危害卻有極大差異，從被害人角度進行刑事理論的重構，能夠更加注重刑事案件對被害人的危害性。

（三）刑事責任概念內涵擴展

以往的刑法體系會將刑事責任與刑事處罰混淆，但是負刑事責任不等于犯罪人員接受刑事處罰，刑事處罰的意義不僅是希望犯罪人員能夠付出相應代價，還希望犯罪人員能夠意識到自身所犯下的錯誤，利用接受懲罰的方式彌補自身給被害人所帶來的傷害，現階段，犯罪人員所要承擔的刑事責任只是按照法律判決接受懲罰，缺少對被害人視角的考慮，導致刑事理論還存在較多的不足［5］。被害人視角與刑事理論的重構，應使刑事責任的概念不再限制于犯罪人員被動接受刑事處罰，而是能夠讓犯罪人員認同自身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后果，并自愿承擔自身行為應得到的刑事處罰，意識到自身行為造成的錯誤，對自身行為進行懺悔。刑事處罰不僅能夠讓犯罪人員接受由于自身行為造成的后果，而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還能夠對被害人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由于犯罪人員自身不法行為給被害人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傷害，對被害人的生活造成了較大的影響，犯罪人員不僅要接受刑事處罰，還應負擔刑事案件中產生的刑事責任，可以根據刑事案件對被害人的危害程度，給予資金賠償或者其他賠償，解決刑事責任與刑事處罰兩者之間容易混淆的問題，應更加關注刑事案件對被害人所造成的傷害及影響［6］。

二、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的重構對構成刑事立法的指導性準則

（一）刑法調控的合理范圍

刑法理論中的刑事犯罪具體被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對個體進行侵犯而產生的犯罪；第二種是對社會法律效益產生影響的犯罪；第三種是對國際法益進行侵犯的犯罪。在刑事案件中，需要確定被害人是個體還是集體，同時還需要確定犯罪的類型，判斷犯罪是實質性傷害犯罪還是危險類犯罪［7］。刑事犯罪類別中對個體侵犯所造成的刑事案件多為實質性傷害類型，其他兩種犯罪類別的刑事案件均為危險類犯罪較多，主要是使社會群眾以及國家整體受到危害。被害人通常是指個體受到侵犯的受害者，社會群眾以及國家整體受到損害則無需考慮被害人視角。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重構，能夠將刑法涉及范圍控制在合適的范圍內。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人員的侵害時，能夠對犯罪人員行為進行正當防衛并對犯罪人員進行合理處置，被害人受到的危害程度可能達不到刑事案件的標準，被害人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等手段處理犯罪人員，使犯罪人員能夠接受到應有的處罰。如果被害人受到的傷害已經符合刑事處罰標準，被害人可以享有自身被刑法保護的權利，利用刑法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處罰。刑法的涉及范圍主要是從被害人的視角進行考慮，更加符合被害人的意愿，是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以及人身安全最為重要的手段。

（二）法定刑的立法設置

刑法體系的立法設置，需要立法人員對犯罪人員犯罪行為的危害性進行判斷，在根據不同行為的危害性，制定合適的刑事處罰決定。為了保證刑事處罰的合理性，立法人員可以將犯罪行為的危害性由輕到重，分為多個不同的階段，使刑事處罰能夠對犯罪行為危害性進行精準判定，及時有效地給予犯罪人員相應的處罰。立法者應該根據社會危害程度對刑事犯罪進行區分，刑法之所以能夠為被害人提供保護，是因為刑法能夠給予犯罪人員相應的處罰，讓犯罪人員能夠意識到自己給被害人帶來的傷害以及給社會帶來的危害。通過暴力進行犯罪比非暴力犯罪得到的刑事處罰要更加嚴重，在一定程度上給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危害，可能會導致被害人無法正常進行生活，影響被害人的未來發展。給予犯罪人員較為嚴厲的刑事處罰，主要是從被害人的視角進行考慮，更加有效地保護被害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的重構，不僅需要著重保護被害人的生命安全，還要保證被害人的財產安全不受到侵害，立法人員需要加強對被害人財產安全的保護，如果犯罪人員產生侵害被害人財產安全的行為，可以提高對犯罪人員的刑事處罰力度，以減少財產犯罪的情況發生。

（三）揭示去罪化事由實質

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人員的侵害時，可以采取正當防衛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或者是被害人承諾以及自損自傷等行為都屬于去罪化事由，但是刑法在實施的過程中對去罪化的原因談及較少，只是簡單確定被害人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規范。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人員的不法侵害時，需要保證正當防衛的規范性，避免失手對犯罪人員造成較大的危害，過度防衛會導致被害人失去受到刑法保護的權利。被害人在承諾的過程中，要保證承諾沒有損害到國家或者是社會的利益，如果被害人的承諾威脅到了國家或者是社會利益以及安全，就會使被害人失去刑法對其合法權利的保護，也就不能行使應有的被害人權利。被害人的自損自傷行為，是被害人對自身合法權益的處理方式，但是這種處理方式沒有威脅到國家或者是社會的利益以及安全，刑法針對這種情況能夠給予被害人一定法律保護。被害人的去罪化事由會致使被害人失去了被刑法合法保護的權益。

三、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的重構對刑法解釋

與司法推理的指引機能被害人是個人還是集體會決定犯罪行為在刑法上的定性，從被害人的視角來說，被害人能夠對犯罪事件是否構成刑事案件進行解釋，被害人對刑事案件過程走向有較大的決定權。被害人如果在刑事案件中出現誣告行為，那么這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關鍵在于，受到誣告的侵害者是集體還是個體，如果被害人的誣告行為只涉及個體，那么被害人員以及被侵害個體都不能構成犯罪，如果被害人誣告的是集體權益，那么會對集體以及被害人都進行相應的刑事處罰。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的重構，能夠對刑法解釋和司法推理進行指引。在確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是個體之后，需要判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是否能夠受刑法的保護。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可能會出現去罪化事由，可能導致被害人失去其被刑法合法保護的權益。如果被害人忽視了自身的合法權益，將自己放置在不合理的危險之中，并且受到了第三方人員的意外侵害，可能會導致第三方人員不需要承擔任何刑事責任。主要原因是被害人沒有充分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將自己置于危險之中，在受到任何侵害時則不會受到刑法的保護。刑法在進行判斷受害人以及犯罪人員時忽視了被害人與犯罪人員行為之間的依賴關系，造成被害人可能在刑事案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卻無法引起刑事人員的關注的情況。針對被害人與犯罪人員行為的依賴關系，在法律推理和司法解釋中必須要從被害人的角度進行考慮。

四、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的重構對量刑理論的影響

為了能夠保證刑事處罰的科學合理性，在對犯罪人員量刑的過程中，需要確定犯罪人員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對犯罪人員危害程度的判斷，需要從被害人的視角進行考慮，考慮犯罪人員行為對被害人產生的影響，針對被害人的實際生活情況，結合犯罪人員的犯罪事實，給予其相應的量刑。被害人的生活質量是判斷犯罪人員對其危害性的因素之一，如果被害人的生活條件較差，犯罪人員給予被害人的危害損傷較大，那么應該對犯罪人員進行從重處罰，是刑法應該給予被害人的人性關懷。被害人過錯也是判斷犯罪人員犯罪行為危害程度的因素，如果是由于被害人過錯造成犯罪人員失手殺人等，那么對犯罪人員的量刑會相對于故意殺人罪的處罰較輕，刑事人員要能夠合理判斷被害人的過錯，給予犯罪人員合理的量刑。綜上所述，被害人視角與刑法理論的重構，能夠改變刑法理論還存在的缺陷，給予被害人更多的尊重以及關懷，更好地保護被害人應享有的合法權益，以此角度出發合理地對刑事犯罪人員進行處罰，促使犯罪人員能夠意識到自身的錯誤，并積極自發地伏法認罰。

作者:黃建軍 單位:中國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