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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碳中和碳達峰對我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實現碳中和碳達峰背景下我國居民消費的高質量發展，賦能我國新發展格局構建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本文基于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和經濟增長質量五個維度27個細分指標構建了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并通過測算我國2013-2020年30個省域綠色發展指數，在此基礎上，就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及其區域差異性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在短期內會產生不利影響，抑制居民消費規模的擴大，但對我國居民消費升級卻具有顯著的正向賦能作用。同時，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性。具體而言，綠色發展對高收入地區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和消費升級都具有正向賦能作用，而對低收入地區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在短期內仍然會產生不利影響，但對消費升級依然具有顯著的正向賦能作用。最后本文提出，政策部門對綠色發展考核不應“一刀切”，而是應該循序漸進，通過優先考核高收入地區，再穩步推進低收入地區考核，最終穩步實現碳中和碳達峰目標。

關鍵詞：碳中和；碳達峰；綠色發展；居民消費

引言

2020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金磚國家會議上再次承諾，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舉措，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使得“碳達峰碳中和，實現我國低碳發展”成為我國政府未來發展的重要議題。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指引下，綠色發展成為當之無愧的首要任務，必然會對我國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協同發展的新發展格局帶來深遠影響。消費本身作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在碳中和碳達峰背景下，同樣會受到綠色發展帶來的影響。從本質上看，綠色發展就是要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必然會要求厘清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和經濟增長質量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因此，探明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及其存在的區域差異性，并客觀地制定我國碳中和碳達峰背景下政府綠色發展政策，推動我國綠色發展與居民消費協同發展，實現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顯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相關文獻綜述

綠色發展和綠色消費是人類發展共同的目標，如何實現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建設成為各國政府的共識，也成為學界研究和關注的焦點。文啟湘、文暉（2017）從經濟發展與污染物排放減少，形成資源節約，環境友善的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格局視角，提出了綠色消費是構建綠色發展新格局的必然路徑，分析了我國綠色消費和綠色發展存在的問題與障礙，并提出了亟需全社會在綠色發展理念指引下形成新型消費模式，讓綠色消費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路徑和策略的相關建議。張志勇（2018）在借鑒國外低碳消費發展經驗，在基于我國低碳消費發展現狀和存在問題分析基礎上，提出了我國綠色低碳發展的可行性舉措和建議。湛泳、汪瑩（2018）客觀分析了我國綠色消費對綠色發展的重要作用及意義。該研究認為，綠色消費是增強消費對我國經濟發展基礎性作用的重要手段，是推進我國高質量發展、國內國際雙循環協同發展的新發展格局戰略的必然選擇，最后從政府、企業和消費者三方協調發力視角提出了推動我國綠色消費發展的政策建議。李巖、賴玥、馬改芝（2020）認為綠色發展是我國整個經濟系統發展模式轉換的重要手段，其內容涵蓋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流通等各環節，政府需要打通綠色生產、綠色消費和綠色流通各個環節，實現生產方式的轉變，讓生產者和消費者真正能夠實現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帶來的正向溢出效應，實現生產消費行為協同發展的長效機制。付偉、楊麗、羅明燦（2020）研究認為，推進綠色發展、綠色消費，建設生態文明社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使命，并以綠色消費內涵、特征為基礎，分析了我國綠色發展和綠色消費現狀，提出了如何解決綠色消費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以及實現綠色消費發展的路徑機制。陳奕奕（2021）利用2018年我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分析了家庭環境敏感度對家庭綠色消費的影響。該研究認為，居民環境敏感度的提升能夠有效擴大家庭綠色消費總量和綠色消費相關服務支出，但居民環境敏感度對不同類型家庭綠色消費發展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相對而言，高收入家庭、低年齡家庭和城鎮家庭對綠色消費的正向效應更為明顯，最后指出，推動我國綠色發展和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加強生態信息建設和培育家庭綠色發展理念。鄭婧伶、徐炳全（2021）研究則指出，綠色發展是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更加重視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一種發展模式，是將生態文明和經濟社會發展相融合的可持續發展方式，并提出了推進我國綠色消費發展，培植居民綠色發展理念的綠色消費路徑。上述研究從我國綠色發展與經濟可持續發展，以及綠色發展與綠色消費之間的關系展開探討，為本文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較好基礎。但深入分析上述研究，發現一些比較明顯的不足，絕大多數研究主要是基于我國綠色發展與經濟可持續發展，以及綠色發展與綠色消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且大多是基于理論或描述性分析，鮮有研究從實證角度進行探討。僅有的研究，如陳奕奕（2021）利用2018年我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進行了考察，但該研究的不足也較為明顯，主要是基于家庭對環境敏感度進行考察，而沒有從綠色發展層面展開，同時也沒有針對我國宏觀層面上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進行探討。進一步地，現有研究針對綠色發展指標體系的構建方面較為粗糙，一些研究僅僅從碳排放角度進行考察。因此，針對現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期望從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也就是本文的主要創新點：一是從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和經濟增長質量五個維度構建我國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并進行客觀測度；二是基于我國綠色發展指數客觀測度基礎上，從宏觀層面實證研究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規模和消費質量的影響效應及其區域異質性，豐富我國綠色發展與消費之間的研究，為政策當局制定科學合理政策提供必要的經驗支撐。

2綠色發展指數指標體系構建及測度說明

關于綠色發展的界定，目前文獻中也存在較多爭議，但共性是減少對資源的利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更加注重環境質量與生態保護。參照現有文獻，本文從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和經濟增長質量五個維度（一級指標），27個細分指標（二級指標）測度我國省域綠色發展指數，具體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在表1綠色發展指標體系設置基礎上，本文借鑒馬勇和黃智洵（2017）的做法，采用熵權法對各個指標的權重進行賦值，鑒于熵權法已經是比較成熟的權重計算方法，本文不再詳細介紹該方法。但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本文關于綠色發展指標體系中各指標的度量單位存在差異，因此，在進行具體指標權重測度前，對所有指標進行了無量綱化處理，以減少指標單位差異帶來的誤差。
3實證計量模型設定與變量數據來源說明

（一）實證計量模型設定根據本文研究目的，建立綠色發展與我國居民消費之間的動態實證計量模型如式（1）和式（2）所示：   （1）  （2）公式（1）（2）中的被解釋變量分別為居民消費規模（Consume-scaleit）和居民消費質量（Consume-gradeit），解釋變量Greenit表示各省域綠色發展指數，Controlit表示影響我國居民消費的相關控制變量，uit表示誤差修正項。

（二）變量及數據來源說明被解釋變量居民消費規模和居民消費質量參照現有研究的普遍做法，采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衡量居民消費規模，采用統計局對不同類別商品的劃分方法，將八大類消費品中文體、旅游、交通通信等享受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支出之和占全部消費支出的比重衡量居民消費質量，反映居民消費升級情況。解釋變量綠色發展指數根據表1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借助熵權法確定權重測算得到。影響居民消費的控制變量采用一般文獻常用的做法，主要選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城鎮化水平、受教育水平、互聯網信息化水平和社會保障情況。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采用人均GDP衡量，居民收入水平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城鎮化水平采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衡量，受教育水平采用大專及以上人口占比衡量，互聯網信息化水平采用人均擁有移動通訊數量衡量，社會保障情況采用社會保險參保率衡量。上述數據除綠色發展指數根據表1測算得到以外，其他數據主要來自于歷年的地方統計年鑒、《中國信息年鑒》《中國教育年鑒》和wind數據庫。針對規模變量進行取對數處理。

4實證估計及結果分析

本文關于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實證研究樣本期選取2013-2020年30個省域的面板數據（西藏自治區和港澳臺數據存在缺失或統計測度差異，未納入樣本中），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得到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表2的估計結果顯示，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規模的影響效應為負數，且在統計上顯著。這意味著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在短期內會產生不利影響，抑制居民消費規模擴大，而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效應顯著，且存在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隨著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對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的重視，在短期內會犧牲企業的利潤，增加企業成本，從而導致企業會將這些由于環境保護和治理以及生態保護所產生的成本轉嫁到產品中，從而傳遞到消費者，最終由消費者買單，導致消費者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購買力水平下降，從而減少了當期消費，對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反而帶來了不利影響。這一點也可以從現實中得到佐證，近年來，政府對環境治理和低碳發展的重視，使得一些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型發展的企業面臨生存困境，而幸存下來的企業，一方面通過產業轉型，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通過提高產品價格，將由于低碳發展和環境保護增加的成本轉嫁到產品中，通過提高產品價格維持企業發展。在此背景下，居民的普遍感受是物價出現了大幅度上漲。一些研究還指出，居民對榨菜和方便面消費的增長，預示著居民消費水平的下降，這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綠色發展對企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導致一些企業將污染治理和低碳發展的成本進行“轉嫁”。但綠色發展卻給居民消費升級帶來了積極作用，因為綠色發展本身聚焦高質量發展和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使得綠色、健康與安全的產品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關注。如智能家居產品利用科技與時尚相結合，正從單純提供功能性產品到場景服務轉變，具備取暖、升降、學習等功能的智能茶幾、一鍵控制窗簾開合比例的智能窗簾、可旋轉移動的智能電視柜等，給消費者帶來立體化、個性化、年輕化的產品和更便捷、更舒適的生活體驗。因此，綠色發展對企業生產產生了倒逼作用，為居民消費者提供更具個性化、體驗化的產品，推動了居民消費升級。控制變量中，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城鎮化水平、受教育水平、互聯網信息化水平和社會保障變量均會對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和消費升級帶來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相比較而言，居民收入和社會保障情況對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和消費升級的正向賦能作用最強，與收入決定消費理論相符合，而社會保障參保率的提高，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為居民消費提供了一定保障，隨著我國養老保險的不斷普及和商業保險日益引起居民重視，我國居民消費潛力將會得到進一步釋放。為進一步探索綠色發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是否存在區域異質性，本文以居民收入水平作為劃分標準，將30個省域劃分為高收入水平組和低收入水平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歸為高收入水平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歸為低收入水平組，再次就綠色發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進行估計，得到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表3結果顯示，綠色發展對高收入組樣本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和消費升級都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而對低收入組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卻帶來了不利影響，但對于低收入組居民消費升級仍然具有顯著的正向賦能作用。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對于高收入組而言，其相對較為超前的消費追求和綠色消費理念，對于傳統低質量、高耗能產品需求減少的同時，對于更高品質、更高質量商品的追求更多，產生了明顯的替代作用，最終表現為綜合消費規模擴大效應，這也可以從綠色發展對高收入組居民消費升級具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得到印證。而低收入樣本中，由于居民綠色發展帶來了傳統商品價格上漲，反而減少了居民消費，綠色發展帶來了高質量商品的發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也帶動了低收入地區居民的消費，但這種消費仍然無法對傳統商品消費減少產生完全替代和覆蓋，導致綠色發展最終對低收入地區居民消費規模產生了一定不利影響，與全樣本估計得到的結果一致。但綠色發展對于低收入地區居民消費升級一樣帶來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樣與前文估計得到的結論一致，驗證了本文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控制變量估計結果與前文全樣本估計得到的結果相似，無論是高收入樣本組，還是低收入樣本組，居民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情況仍然是影響居民消費的最關鍵因素，但相對而言，控制變量中除社會保障情況之外，其他變量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強度在高收入樣本中表現的更強，而社會保障參保率卻對低收入樣本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更強，這也預示著低收入地區居民的消費潛力有待進一步挖掘，急需提高低收入地區居民收入水平，更需要提升低收入地區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以更好地激發低收入地區居民消費潛力。

5結論及啟示

研究得到結論如下：第一，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在短期內會產生不利影響，抑制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其原因在于，綠色發展增加了企業生產成本，企業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導致消費者對消費品消費規模減少；第二，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升級產生了顯著的正向賦能作用，綠色發展倒逼企業（產業）轉型升級，以適應居民消費需求進行生產，推動了居民消費升級；第三，綠色發展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存在顯著區域差異性，具體而言，綠色發展對高收入地區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和消費升級都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而對低收入地區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卻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但對于低收入地區居民消費升級仍然具有顯著的正向賦能作用；第四，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城鎮化水平、受教育水平、互聯網信息化水平和社會保障變量均會對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和消費升級帶來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相比較而言，居民收入和社會保障情況對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和消費升級的正向賦能作用最強，是影響我國居民消費的最主要變量。根據本文研究結論，得到相關啟示如下：第一，綠色發展在短期內不利于我國居民消費規模擴大，需要政府通過財政和金融政策手段，幫助我國企業快速渡過綠色轉型升級的階段性陣痛期，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同時不要對碳排放和資源利用效率考核操之過急，需要根據我國碳中和碳達峰進度，合理推進綠色發展步伐，以免給我國當前新發展格局背景下企業轉型升級陣痛期內外循環暢通帶來劇烈沖擊；第二，綠色發展對居民消費存在的區域差異性預示著政策當局制定和考核碳排放和環境保護的力度應該分步推進，首先應該對高收入區域加大考核力度，對于低收入區域的考核力度需要穩步推進，當低收入區域跨越綠色發展對居民消費規模的負向影響階段之后，再加大推進力度；第三，綠色發展對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政策當局應該積極主動擁抱綠色消費，尤其是在高收入區域，更應該通過加快綠色發展，來推動居民消費規模和消費升級雙輪驅動，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作者:寧楊 單位:蘭州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