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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家族企業是家族與企業的結合體，其行為會受到家族和企業兩個層面因素的影響。為了更清晰地了解家族企業特征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產生的影響，采用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運用Prbit和Tobit回歸分析方法，從家族與企業兩個層面研究家族企業特征對慈善捐贈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家族企業經濟狀況與慈善捐贈顯著正相關，企業規模、經濟實力、成立年數均與慈善捐贈顯著正相關，企業資產負債率與慈善捐贈負相關。本研究對于理解民營企業慈善捐贈背后的影響因素以及推動企業慈善捐贈助力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啟示。

關鍵詞：家族企業主特征；企業特征；慈善捐贈

近年來，家族企業慈善捐贈熱情引起了學術界對家族企業慈善研究的關注。現有文獻主要從家族涉入、制度環境、政治聯系、企業規模方面進行研究。由此可見，現有文獻較少關注家族企業特征包括家族企業主個人及家族的特征對慈善捐贈的影響。家族企業是家族與企業的結合體，家族企業主的特征也會影響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因此對于家族企業而言，其行為會受到家族企業主以及組織兩個層面因素的影響。基于此，本文采用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探討家族企業主特征與企業特征變量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家族企業主特征與慈善捐贈。主要研究家族企業主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經濟狀況及宗教信仰因素對慈善捐贈的影響。在年齡方面，年齡會影響一個人的背景和個人經歷、價值觀與行為偏好。年紀較大的家族企業主可能經歷過或者親眼看過改革開放前貧窮的日子，因為曾經親身經歷過，對于貧困生活深有體會，因此在自己富裕之后會考慮到幫助有需要的人群。另外，年齡大的家族企業主自己一手創辦了企業，在企業創立和發展過程中得到政府與社會的幫助，其成功得益于國家的政策、制度的支持，因此對祖國政府更有認同感，對國家和社會充滿感恩之心，在其取得成功之后更會積極參與慈善捐贈回報社會、助力國家打贏脫貧攻堅戰。此外，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年齡大的企業主已經滿足了較低層次的需求，更多的是追求被尊重、名聲與實現自我價值的高層次的需求，因此會更多地參與社會公益事業，以期通過慈善塑造并提高自己的社會聲望與地位。現有研究也顯示年齡越大的企業家更多進行慈善捐贈，例如Dye（1980）研究表明年長者相對具有更高的慈善捐贈意愿和更多的慈善捐贈數額。對于家族企業主而言，隨著年齡的增長，家族企業取得成功、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更可能希望通過自己的行為提高自身乃至整個家族的聲譽，因此會積極參與慈善捐贈。在性別方面，Williams（2003）對1991～1994年間185家企業進行檢驗，發現董事會成員中女性董事比例越高的企業慈善捐贈水平也越高；Bear等（2010）通過對董事會性別比例與企業社會責任實力評級（其中包括慈善捐贈表現）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女性董事會成員數量與企業社會責任實力評級呈正相關關系；Mesch等（2011）研究認為，因為女性對他人的關愛程度更高、更富有同情心，因此在慈善捐贈額度與慈善捐贈行為方面比男性更多。也有報道認為，源自男女性格的不同，男性在捐款金額上較為慷慨，女性在捐款金額上稍顯保守，但更愿意付出愛心。基于中國的家庭情況，我們認為中國女性秉持勤儉持家的觀念，在捐贈額度上會更為保守，但是基于女性的關愛之心，在捐贈的可能性方面更大。在文化程度方面，更高的文化程度相應地會帶來更高的道德責任擔當，進而會更多地參與慈善事業。同時，企業主文化程度越高，對于企業制度的建設會越完善，越注重企業品牌的文化建設，因此會履行應有的社會責任從而塑造一個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品牌文化。Wilson和Musick（1997）研究認為，受教育水平越高者相對而言具有更高的慈善捐贈意愿與更高的捐贈額度。在宗教信仰方面，從對慈善的語源考中可看出，“慈善”本身包含了原始佛教的道德觀。王文濤（2014）研究認為，慈善一詞最早出現于公元3世紀前中期即三國、西晉時期的佛教經典著作中，其意在于表達諸如“教化、孝養、施舍等原始佛教之道德觀”。《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對慈善的釋義為，“懷有仁愛之心為之慈；廣行濟困之舉為之善。從同情、憐憫或宗教信仰出發對貧困者以金錢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實際援助的社會事業”。從家族企業家的慈善實踐中亦可看出，宗教信仰會對慈善捐贈產生影響。另外，宗教強調對他人的互助與友愛之情，在一定程度上反對完全利己之心，佛教強調“自利利他”，即為自己的解脫而修行，同時要為救濟一切眾生而積極行善。Su等（2011）研究得出，有宗教信仰者相對而言具有更高慈善捐贈意愿與更多慈善捐贈金額。Bin與Edwards（2009）以463家皮特縣參與救災慈善捐贈的企業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管理者的社會資本（包括參與宗教活動）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正相關。在經濟狀況方面，更高的家庭收入可能暗示企業的經營越成功，因此有更多的經濟財力進行慈善捐贈。另外，成功且富裕的家族企業家對社會更可能充滿積極正面的情感，因為他們的富有是基于社會給予他們的更多的機會。因此，這些家族企業家更可能用他們個人及組織的資源進行慈善捐贈以“回報”社會。同時，更好的經濟狀況可能意味著企業主處于更高的社會階層，因此會有更高的社會責任要求，所謂“位高則責任重”，相應會更多地承擔企業慈善責任。基于上述的討論，我們提出以下5個研究假設：H1a：家族企業主的年齡與慈善捐贈正相關H1b：男性家族企業主慈善捐贈額度更高H1c：家族企業主的文化程度與慈善捐贈正相關H1d：家族企業主的宗教信仰與慈善捐贈正相關H1e：家族企業主的經濟狀況與慈善捐贈正相關

（二）家庭企業特征與慈善捐贈。主要分析企業規模、企業經濟實力、企業成立年數及資產負債率這四個因素。首先，家族企業的規模對慈善捐贈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規模越大的企業可見性越高，其行為受到社會公眾監督的可能性也越大，對于家族企業主更甚，因為其背后還代表著企業主的整個家族，因此企業參與慈善捐贈的壓力和動力也會越大。例如，在2020年初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進行捐贈時，相對來說大企業參與慈善捐贈的狀況更受到公眾的關注，大企業如果沒有進行捐贈更容易受到公眾的批判與指責。另一方面規模越大，企業可能擁有更多的財力、物力投入到慈善捐贈中，而小規模的企業可能還需要為企業的生存與成長而憂慮，更為關注財務狀況、經濟績效，無暇顧及社會績效，因此在捐贈能力上更為欠缺。現有研究也支持企業規模越大捐贈越多的結論。例如，山立威等（2008）采用汶川地震后我國上市企業捐贈數據進行研究，發現企業規模越大捐贈金額也越高；陳宏輝和王鵬飛（2010）通過對273家廣東省民營企業進行研究得出，大型企業比中小型企業更多地進行慈善捐贈；葉艷和李孔岳（2017）研究認為，企業根據其規模實力履行企業慈善責任，結果顯示企業規模越大，其慈善捐贈強度也越大；而Useem（1988）甚至斷言，在企業慈善捐贈的眾多影響因素中，企業規模最為重要，對于大企業而言，不管其利潤效益如何，都似乎更多地進行慈善捐贈。其次，在企業的經濟實力方面，企業的經濟實力為慈善捐贈奠定物質基礎，使企業擁有更多的資源參與慈善事業。因此，企業參與慈善捐贈的行為還與該企業經濟實力相對應。相關研究顯示，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符合經濟學理性假說，企業績效越好，企業慈善捐贈額度以及捐贈額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也越高。例如，Johnson（1966）研究指出，企業稅前利潤是慈善捐贈最主要的影響因素；Useem（1988）探析了企業慈善捐贈的市場驅動因素得出，企業凈收入越多則慈善捐贈也越多；山立威等（2008）研究認為，企業資產收益率與捐贈額度以及捐贈額度占收入的比重顯著正相關；梁建等（2010）對我國民營企業進行探究，得出企業績效表現越好參與慈善捐贈越多的結論；Zhang等（2010）研究也顯示，企業收益率與慈善捐贈行為呈正相關關系。再次，在企業成立年數方面，成立時間越長的企業可能受到公眾與媒體的關注度越高，因此會具有更多的社會責任表現。企業成立時間越長，說明企業已經渡過了風險大、生存性弱、抵抗力差的初創期，進入平穩期或者快速發展的階段，因此有充足的資金和精力顧及除企業生存以外的企業社會責任承擔。同時，企業成立年數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企業擁有更為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因此歷史越悠久的企業可能更愿意承擔應有的社會慈善責任。最后，在資產負債率方面，現有文獻得出的結論各異。例如，Navarro等（1988）研究認為，企業資產負債率對慈善捐贈行為具有負面影響；Brown等（2006）研究指出，與債權人的監督假設一致，資產負債率越高，建立慈善基金會的可能性越小，企業慈善捐贈額度也越少。但是相反的，高勇強等（2011）對我國民營企業進行研究，得出企業資產負債率越高越有可能參與慈善捐贈的結論；山立威等（2008）研究也得出不一樣的結論，資產負債率越高的企業在捐贈總額占收入比例方面顯著更高，同時指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負債率越高的企業對外部資本市場的依賴程度越高，因此期待通過參與慈善捐贈獲得更好的社會聲譽，從而促進企業外部融資；朱迎春（2010）研究發現，資產負債率對慈善捐贈沒有顯著影響。我們認為，資產負債率反映了在企業總資產中有多大比例是通過負債進行籌資的，對家族企業而言，企業主更多考慮的是企業的安全與長久經營，因此為保存財富，企業資產負債率越高捐贈額度會越低。除此之外，資產負債率越高，債權人承擔的風險越大，受到債權人的監督越大，因此更不可能將企業資金用于慈善捐贈。基于上述的討論，我們提出以下4個研究假設：H2a：家族企業的規模與慈善捐贈正相關H2b：家族企業的經濟實力與慈善捐贈正相關H2c：家族企業成立年數與慈善捐贈正相關H2d：家族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與慈善捐贈負相關

二、數據與研究方法

（一）樣本和數據來源。本研究數據來源于2010年進行的兩年一次的全國民（私）營企業抽樣調查。該項調查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與全國工商聯領導，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牽頭，并聯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進行。此調查范圍涵蓋我國境內的31個省、自治區與直轄市的各行業和各種規模的私營企業，因此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對于家族企業的樣本選取，采用《中國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對家族企業的定義，即個人及其家族成員在企業股權總額中所占比例為50%及以上的企業，根據這一標準，剔除未披露持股信息的企業，提取出的家族企業樣本數為3，286家，占私營企業有效樣本的比重為85.4%。再根據研究需要剔除缺失值、存在異常值以及信息不完整的樣本，最后進入分析的企業樣本總數是1，670家。

（二）變量定義。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表1）1、因變量：慈善捐贈。參照陳凌和陳華麗（2014a），把慈善捐贈分為捐贈行為和捐贈額度兩個方面。捐贈行為Ddona，2009年企業主捐贈額度大于0元，則Ddona編碼為1，等于0元，則Ddona編碼為0；捐贈額度采用企業主實際捐贈金額取自然對數。2、家族企業主特征變量。包括企業主性別gender，企業主年齡age，文化程度edu，宗教信仰belief，企業主經濟狀況income用全家總收入來衡量。3、企業特征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用企業總資產取自然對數衡量；企業經濟實力，用資產收益率ROA衡量；企業成立年數history是企業從注冊成立到2009年的年數；資產負債率dar。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在1，670家樣本企業中，77.8%的企業進行了慈善捐贈；家族企業主平均年齡為46歲，85.1%的企業主是男性，企業主文化程度多為高中、大專；21.3%的企業主有宗教信仰，比例較低；企業主經濟狀況的標準差為74.871，差異很大；企業成立年數平均為9年。變量間的相關系數顯示，家族企業主特征變量中，企業主年齡、文化程度、宗教信仰、企業主經濟狀況均與慈善捐贈正相關；企業特征變量中，企業總資產規模、企業成立年數與慈善捐贈正相關。在解釋變量內部有些變量間存在較為明顯的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不大，最大不超過0.5，說明解釋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不大。（表2）

（二）回歸分析結果。為了檢驗前述分析得出的假設，以捐贈行為Ddona為因變量做Probit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3模型1所示。從中可看出，家族企業主特征變量中，企業主年齡對捐贈行為的影響不顯著，企業主性別與慈善捐贈沒有顯著相關關系，企業主文化程度對捐贈行為的影響也不顯著，宗教信仰對捐贈行為也沒有影響，企業主經濟狀況與捐贈行為間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003，p<0.01）；企業特征變量中，企業規模與捐贈行為顯著正相關（系數為0.129，p<0.01），企業經濟實力與捐贈行為相關關系不顯著，企業成立年數與捐贈行為也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042，p<0.01），資產負債率與捐贈行為顯著負相關（系數為-0.471，p<0.01）。（表3）表3模型2展示了以捐贈額度Lndona為因變量的實證檢驗結果。從中可知，家族企業主特征變量中，家族企業主年齡、性別與捐贈額度相關關系不顯著，文化程度與捐贈額度負相關，宗教信仰與捐贈額度正相關（系數為0.256，p<0.05），企業主經濟狀況對捐贈額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系數為0.003，p<0.01）；企業特征變量中，企業規模與捐贈額度顯著正相關（系數為0.518，p<0.01），企業經濟實力與捐贈額度顯著正相關（系數為0.113，p<0.05），企業成立年數與捐贈額度也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048，p<0.01），資產負債率與捐贈額度顯著負相關（系數為-0.454，p<0.05）。綜合Probit與Tobit回歸分析結果，家族企業主特征中，假設H1a、H1b與H1c沒有獲得支持，假設H1d、H1e成立，說明家族企業主的經濟狀況越好，不僅捐贈可能性越大而且捐贈額度也更高，家族企業主的宗教信仰與捐贈可能性沒有關系，與捐贈額度正相關；企業特征變量中，假設H2a、H2b、H2c與H2d均得到支持，說明資產規模越大、成立年數越久的企業越可能進行捐贈，且捐贈額度也越高，企業經濟實力越好捐贈額度也越高，企業資產負債率越高，捐贈可能性越小，且捐贈額度越少。

四、結論

民營家族企業積極參與慈善捐贈助力脫貧攻堅，本文以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為樣本，從家族企業主和企業兩個層面研究了家族企業特征因素對慈善捐贈的影響。研究表明，家族企業主宗教信仰與企業捐贈可能性沒有關系，企業主經濟狀況與捐贈行為、捐贈額度顯著正相關，企業規模、成立年數均與捐贈行為、捐贈額度顯著正相關，企業經濟實力與捐贈額度正相關，企業資產負債率與捐贈行為、捐贈額度負相關。因此，企業主經濟條件越好、規模越大、歷史越悠久、盈利能力越強、資產負債率越低的家族企業越多地進行慈善捐贈。

作者:陳華麗 張燕 單位:江蘇開放大學商學院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