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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書記載，中國最早的朝代為夏，“河南二里頭遺址的發現，成為考古學界找出夏朝的一把重要鑰匙。”但在今天可以確證的中國歷史，當從約公元前1600年的商代開始，在中國歷史發展至今的幾千年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逐漸形成“多元一體”格局，孕育出自身的歷史精神。本文主要從古代家國一體的歷史傳承精神、近代救亡圖存的民族抗爭精神和現代奮發圖強的民族復興精神三個方面對中國歷史文化精神進行分析。

關鍵詞：中國歷史；歷史文化精神；愛國主義；家國情懷

一、古代家國一體的歷史傳承精神

先秦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歷史時期，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在這一時期逐漸孕育成熟，春秋戰國，出現了百家爭鳴之盛況，出現了孔子、老子等偉大的思想家，中國古代家國一體的歷史文化精神在這一時期逐漸系統化、體系化和倫理化。周代實行分封制，以血緣關系作為紐帶對國家政治權力進行分配，加強諸侯之間的聯系。宗法制度之下，嫡長子繼承制將血緣紐帶與政治關系進行結合，父系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起到維護政治等級的功用，鞏固了分封制形成的統治秩序和國家統治制度，解決了貴族間在權力、土地和財產繼承上的矛盾。這種制度是“家”與“國”的統一。此后孔子把周公旦的禮制理論化、倫理化、系統化，建立起血緣生存結構的禮制文化，這樣一種家國一體的歷史精神得以鞏固并不斷延續。因此中國一直就有一種興滅國，繼絕世的思想傳統。古代哪一個國家滅亡了，其他諸侯國會幫該國找到其后代，延續其斷絕的血脈，推舉任用賢德之人，令天下民心得以歸服。四海之內皆兄弟正是這一精神的深刻表達，是一種以自己為中心以血緣為紐帶的由己及人的家國一體的天下觀表達。孟子進一步將這一關系泛血緣化推至萬物，提出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的精神品格。即親近愛護自己的親人，進而推己及人愛護百姓、最后推而廣之愛護萬物。到了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受漢武帝采納，儒學的正統地位得以極大提升，儒家倫理思想中的家國一體的歷史精神隨時代不斷發展變化，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從制度方面奠定了儒學的主流地位，家國一體的歷史精神在讀書做官求取功名的士人之間不斷傳承，這種家國一體的歷史精神使人們堅守奉行著儒家倡導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理想人格，欲立己，先立人；自己要通達，先讓別人通達。因此看到民生疾苦、社會動蕩，杜甫心憂百姓疾苦，生發“得廣廈千萬間，庇天下寒士”的夢想，表達憂國憂民的思緒；在國家發展面臨困境的艱難時局，在重重復雜的社會矛盾之下，范仲淹登臨岳陽樓，抒發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慨嘆，體現出作者把國家、黎民百姓的利益放心間，擔憂祖國前途命運和民眾幸福，愿意為人民的幸福矢志不渝地奮斗的家國情懷；理學大儒張載從天地萬物一體的角度闡發“民胞物與”的仁愛思想，傳達自己“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了萬世太平”而發奮的人生理想與家國情懷，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把萬物當自己的朋友對待；面對個人的榮辱、國家的興亡，文天祥在零丁洋嘆息，發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強音；明代詩人于謙目睹民生艱難之時心心念念“天下蒼生的飽暖”，愿像金烏那樣走出山林為國家為百姓做貢獻，表達出自己對百姓享溫飽問題的憂心和為民效力思想感情。這種推己及人、由家到國、家國一體的歷史精神在時代的發展變化過程中不斷傳承、內涵也不斷豐富，本質上都是積淀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的家國情懷的深刻表達。是中國幾千年來仁人志士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表達和追尋，這一歷史精神將在歷史演進的歷程中不斷積淀傳承，終將實現一種人們期待已久并不斷追尋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美好社會理想。

二、近代救亡圖存的民族抗爭精神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戰敗并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中國的關稅、司法與領土等主權遭受嚴重破壞，中國歷史進入屈辱的一頁，無數仁人志士開始了救亡圖存的革命運動，中國近代歷史在這一革命過程中孕育出了一系列愛國主義精神。如辛亥革命過程中孕育的辛亥革命精神，五四運動過程中產生的五四精神，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中孕育產生的紅船精神，中國共產黨探索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創建革命軍隊過程中孕育的八一精神、長征精神等。這些偉大抗爭精神是一種深厚的家國情懷與愛國主義的體現，是植根于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的深厚的歷史文化精神的深刻表達。辛亥革終結了統治中國兩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制度就此完結，革命過程中產生了偉大的辛亥革命精神，這一精神是無數革命志士的精神支柱，蘊含豐富的內容，表達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延續滲透在革命先輩們的言行之中，如辛亥革命志士所言：“吾人之主義，可大書而特書曰:愛國主義。”辛亥精神是不妥協、不放棄、奮然前行的“苦戰八十年”之抗爭精神；是自強不息的進取奮斗精神；是追隨時代腳步、順乎世界歷史潮流之革命首創精神；是英勇無畏同反動保守勢力做斗爭的果敢精神；是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一呼百應中無數愛國志士為國家謀發展求進步而團結一致的奮進精神；是民主與自由、平等與博愛之仁愛精神的體現。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愛國志士們以多種形式來表達自己作為中國人民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在這一運動過程中孕育產生的五四精神，積淀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深沉的精神追求，凝聚了熱愛國家、追求進步與民主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中國力量的精神源泉，促進了中華民族精神的發展延續。五四精神表現出生生不息、不斷前進的精神追求，將變革創新的精神不斷向前推進，如五四運動的無數青年主力軍般朝氣蓬勃，氣血方剛。他們在追求進步和民主自由的潮流中成長，培養起自主自強的進步意識，發出屬于這個時代令人們耳目一新、振聾發聵的吶喊聲。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五四運動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態，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這一種民族精神，是人們在實現自我生命幸福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質，表達人們對獨立自主意識的追求，有利于培養人的創造性，對整個國家和民族不斷發展進步極為重要，胡適曾說：“社會國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腦筋:那種社會國家絕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科學是五四精神的又一表達，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動力，是國家繁榮富強的重要因素，對舊社會陳腐不變思想有改造重生作用，陳獨秀先生指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認為可以利用科學精神來引導社會的思想變革，提倡可以促進自由意識產生的科學精神。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由于反動勢力破壞，會議轉至浙江嘉興南湖游船上并勝利閉幕。中國共產黨建黨偉業所蘊含的偉大革命精神，稱為紅船精神，其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建黨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一精神集是“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是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是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1927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這一過程孕育的八一精神，表現了共產黨人敢為人先，首創人民軍隊的果敢精神。“堅定信念、聽黨指揮，為民奮斗、百折不撓，敢為人先、勇于創新”是八一精神的內涵表達。南昌起義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新起點，將黨誕生以來領導開展的革命推向新階段。八一精神，詮釋了中華民族無數英雄兒女為社會進步而奮斗、獻身共產主義的執著信念和堅定決心。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余部和湘南農軍組成的工農革命軍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井岡山精神。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探索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是這一精神的主要特點：堅定信念，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于勝利。井岡山精神的深刻表達。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開始長征，長征過程中形成了長征精神。堅定革命理想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為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犧牲一切；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是長征精神的內涵。延安精神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達延安后，在抗日戰爭時期形成發展，是一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這一時期是中國革命戰爭最艱難、最困苦的時期之一，這一時期培育出了艱苦奮斗；全心全意服務人民；理論聯系實際，開拓創新；實事求是的精神。194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將當時的革命領導中心從延安轉移到西柏坡，中國共產黨在此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西柏坡精神便是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孕育發展。敢于斗爭、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團結統一，是這一精神的內涵實質。紅船精神、八一精神、井岡山精神等這一系列偉大精神薪火相傳，反映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優秀分子在建黨、建軍的壯麗事業中展現出的崇高理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根植于深厚的中華文明和中國歷史文化精神之中，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譜系中的鮮明坐標，體現了黨的目標和宗旨，彰顯出黨的精神品質，是近代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的深刻表達。

三、現代奮發圖強的民族復興精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擺脫了近代以來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局面，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孕育出了一系列偉大的中國精神，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大無畏的英雄主義以及艱苦奮斗、自強不息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品質。諸如抗美援朝精神、雷鋒精神、改革開放精神、新時代的中國夢精神等。1950年，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這一過程形成的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一種愛國主義精神、英雄主義精神、革命忠誠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表現出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英勇頑強、不畏艱難困苦，努力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為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1978年12月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確立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形成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改革開放精神。習近平總書記于2012年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首次提出“中國夢”的概念，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闡述了“兩個一百年”的中國夢，獲得了全國人民的廣泛認同，全國各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追夢圓夢活動，形成了人人追夢、人人圓夢的社會氛圍，中國夢由此成為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這一精神內涵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家國情懷、民族情懷、人民情懷的相互統一；是一種“國夢”和“家夢”的結合，“國”和“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是中華兒女的富民夢；是集體的強國夢；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現代化之夢、社會主義之夢、民族復興之夢。本質上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的復興夢，是對百年來中華民族奮斗歷史的渴望和追尋的概括，也是當下中國人對自己未來的期許，是對中華民族五千多年優秀文明的傳承，也是對近現代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更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偉大實踐的高度凝練，既承載著歷史的厚重，也體現著改革創新的時代特征。

四、結語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幾千年的歷史孕育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精神。無論是古代家國一體的歷史傳承精神、近代救亡圖存的民族抗爭精神還是現代奮發圖強的民族復興精神，無不是深厚的家國情懷、崇高的愛國主義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精神的傳承，這一歷史文化精神在九曲黃河、婀娜長江的滋養中伴隨中華民族一路向前，為中華民族的發展繁榮不斷注入活力。

作者:陳權龍 單位:黔南民族師范學院歷史與民族學院